一向與美國主流媒體相互憎惡的唐納·川普，這幾天又將靶心畫在自己的鼻尖上，不預警的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平白的提供給對手一個攻訐和揶揄的口實。從「美國隊長」到「美利堅酋長」，封號的轉變足以說明華盛頓環圈「全球菁英們」心中的失落。事實上，歷屆美國總統基於國家利益，與國會大唱雙簧，拒絕簽署或片面宣布退出的「國際協定」所在多有，光是退出「京都議定書」就幾經躊蹴，但是，從來沒有一次讓人如此倍感羞辱。過去的領導人再如何不堪，總也會找到程序上的瑕疵作為遮羞布，如今的川普，赤裸裸的只談短期利益，直白的令人難堪。

川普在白宮玫瑰花園時演說時表示，《巴黎氣候協定》是對美國不利、害美國陷於貧困的協議。他說協議將使得美國GDP損失3兆美元，650萬個工作機會，「為了履行保護美國與美國國民的莊嚴義務，美國將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但是會開始談判。」川普說：「我是被匹茲堡的人民選為總統，而不是代表巴黎！我承諾我會退出或者重新談判任何不符合美國利益的交易，許多貿易協定很快都將會重啟談判。」他認為揚斯敦、俄亥俄、底特律、密歇根、匹茲堡、賓夕法尼亞這些美國傳統工業和製造業的腹地，理應受到重視。可見，川普退出《巴黎協定》的主要理由並不是質疑「溫室效應」的真實性或是「碳權交易」的公平性，而是希望在減輕對碳排放的控制、降低碳排放成本後能夠拯救美國日漸衰退的煤礦、石化、鋼鐵等重工業，以實現川普對「鐵鏽帶」選民的承諾。

問題是，美國「鐵鏽帶」的製造業（特別是煤礦產業）的衰退和社會財富的兩極化真的是氣候協定的影響嗎？而靠取消環保監管來取悅選民，承諾解決煤礦等傳統工業就業問題，就能夠重建美國的製造業？支持川普放寬環境監管政策的煤礦業大亨，向來指控歐巴馬的「清潔能源計劃」（CPP）將會極大程度上毀滅煤礦行業、讓礦工們丟掉工作、令能源成本上升。但 事實上，早在2008年歐巴馬尚未就任時，美國礦工的就業人數就從1970年代的25萬人下降到僅剩13萬人不到，但原煤的產量卻因機械化和自動化增加了8%。以機器力來取代人力，是資本主義顛簸不破的規律，更何況歐巴馬的環保法令是在其卸任前的2016年底才正式實施。

但是，川普「美國優先」的偏執也並非是無的放矢，這當中涉及的不僅是挑戰人跟自然之間如何和諧共生的普遍價值，還涉及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主導權的爭奪，是鑲嵌在資本全球化發展等級制度下的「碳政治」。簡單地說，目前的國際「碳權交易」的制度設計，並不是一種脫離了現實環境與條件（尤其是主導性國際經貿秩序）的純粹的生態主張，而是一種依然由少數西方發達國家主導或操控的，具有明顯等級化秩序或排他性色彩的氣候變化和環境治理的國際體系，其中蘊含一種更有利於西方發達國家而不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制度構架與工業技術模式。當中既存在著歐美國家在「碳權交易」上的分贓不均，也牽扯到美國、歐盟和日本所代表的發達國家與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博弈。

所謂《巴黎氣候協定》，導源於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發展大會所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其目標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減緩氣候變化，並增強生態系統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以確保糧食生產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根據《框架公約》第一次大會的授權，締約國於1997年在日本東京簽署了《京都議定書》。該《議定書》確定發達國家（工業化國家）在2008—2012年的減排指標是在1990年排放量的基礎上減排5%，同時確立了「聯合履約、排放貿易和清潔發展」等三個實現減排的機制。其中「排放貿易」和「清潔發展機制」同發展中國家關係密切，其目的是強制發達國家實現減排，同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和資金，通過項目提高發展中國家能源利用率以減少排放，或通過造林增加二氧化碳吸收，因排放的減少和增加的二氧化碳吸收可計入發達國家的減排量。魔鬼，就藏在這個細節裡。

「排放貿易」和「清潔發展機制」為基礎所建構起來的「國際碳交易」，本身就是一門立足點不平等的大生意。排放交易作為市場導向的環境政策工具，其理論基礎為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原本財產權定義不明的共有資源（如空氣、氣候等），藉由產權界定與自由交易，可以有效解決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但前提為排放交易必須建立在總量管制基礎下。」所謂總量管制，是為了確保碳排放量可在一定額度內，由政府分配碳權並逐年遞減，而各國根據1990年的基準享有不同數量的配額；同時，使用創新科技發展清潔生產機制所降低的排放量，或通過造林等所產生的吸收量，就可出售給無法降低的企業或國家。根據世界銀行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交易量由 2005 年京都議定書生效後之 108 億美元，提升到2010年的1,592 億美元，其中以配額型排放權（ETS）就占了交易總額的 84%，而且幾乎是來自於歐盟排放權的交易量。據估計，到2020年時全球碳交易金額將躍升到2兆美元之多，甚至超越全球石油交易額。美國並沒有分配到太多的好處。

碳交易最大的問題在於「免費碳權」與「抵減」，免費碳權允許現有高碳排放國和高污染企業享有免費碳權並可互相買賣，導致歐洲實施碳交易後，碳權價格上漲、消費者能源成本上升，但碳排放並未降低，唯有污染者透過交易制度賺進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這是因為此機制的設立，從來不是為了直接解決環境轉型的關鍵問題──遠離石油開採、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而是在總量管制下，把人類社會原先不可計價的公共財，改造成可供私人佔有的交易商品。此舉，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環境問題，更不符合社會正義。

因此，在我們盛讚《巴黎氣候協定》是各國人民為拯救地球、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不懈努力的結果，並譴責川普政府悍然退出《巴黎協定》的帝國主義的傲慢的同時，我們是否也應該進一步深究，為什麼當上個世紀九〇年代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方興未艾，西方工業化國家競相將重耗能、高汙染的黑色工業向第三世界梯度轉移時，一時間炭權交易洛陽紙貴，「碳排放」成為西方國家制約新興工業國家增長、轉移製造業剩餘的利器；而今天當川普想要重建美國制造業，「讓美國再一次成為偉大國家」的前提，就要把「巴黎氣候協定」棄如蔽屣。當我們致力於創建更加公平、民主與有效的全球氣候或環境治理體制的同時，是否也應該認識並清理，隱藏在國際碳權交易背後的「生態帝國主義」邏輯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等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