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若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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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下筆何其艱難，當人們問起陳映真，我想著的卻是「人該如何活著」的問題。關於陳映真先生一生行誼、偉岸與魔魅，無數前輩們早已著文為之。渺怯如我，或只能以一個九〇後後生的姿態，略略回應如郭力昕教授等如「年輕人較不關注陳映真思想」的感嘆了。

初讀陳映真，是在大二柯慶明老師開的「現代小說選」課堂上，柯師課堂選讀的是〈將軍族〉與〈山路〉。當談到陳映真小說中無可避免地死滅，柯師說這便是陳映真與黃春明最大的不同：〈將軍族〉的主角明明可不必死，而黃春明《看海的日子》裡的女主角的命運，卻又過分樂觀到不近常理了。講台下的我，則深遁於〈山路〉之間——彼時毫無階級意識、對民眾歷史一無所知的我，文中最所震動者並非那句直撼人心的「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而是奉獻終身予勞苦者的女主角蔡千惠之自敘：「每次，當我在洗浴時看見自己曾經像花朵一般年輕的身體，在日以繼夜地重勞動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腐爛成一堆枯骨的，仆倒在馬場町的國坤大哥，和在長期監禁中，為世人完全遺忘的，兀自一寸寸枯老下去的您們的體魄，而心甘如飴。」那樣為了理念甘願捨脫美好肉身的決心，竟讓青春的、長成於個人主義昂揚的新世紀的我深深地駭然。

原來，人是可以那樣活的。

爾後，我逐步拾起陳映真散落在各處的思想與指導，猶記初讀《我的弟弟康雄》，洪範版微黃紙頁竟泛起月暈之光，寫作時與我年歲相仿的陳映真筆下盡是頹圮街巷內優美卻無奈的死亡，小說裡人物所言所語無非死亡前之頌歌，是對現世最終的回眸眷戀，那到底是怎樣的心靈狀態？我反覆琢磨著，先讀了早中期的《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再灌以意志，凝神讀畢眾人皆曰艱澀的《萬商帝君》《忠孝公園》，先跟著豐滿而慵懶的唐倩迴轉於偽善虛假的六〇年代知識分子間，再追隨著〈鈴鐺花〉裡阿助與阿順逃學的腳步，瞥見五〇年代革命者的身影，而當我跟著陳映真來到了新世紀，那已是他創作生涯的尾端，台籍日本兵林標踢著軍步「一、二、一、二」滑稽而悲涼的在我面前走過，歷史啊。

幾年前至北美館張照堂攝影展，一入二樓，展場射入眼簾即是一張陳映真右手持菸，微微低頭沈思的黑白相片，那是在一九八五年新生南路上的紫藤廬，《人間》雜誌創刊前後，那深沈的眼色與憂悒使我震懾，竟立於相片前良久。再走幾步，下一張照片攝於陳映真南勢角住家中，新世紀的影中人髮已花白，帶著繫鍊眼鏡，神色肅穆直盯鏡頭，背景是一大片書架，我仔細端看架上圖書，盡是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讀物，文學相關之書竟是一本也無，我心下有些感嘆。離展時我悄悄拍下頭張陳映真持菸的相片作為手機桌布，大學同學發現笑得東倒西歪，大略是覺得我怎麼這麼瘋一個無人知曉的作家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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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對陳映真了解的加深，我逐漸明白在作家那些優美而深不可測、如舞台劇場景般隨著情節一幕一幕亮起的文字，底下鋪蓋著的是一整面歷史滾動的寓言。罪咎、聖潔、終極不可知的救贖，這些概念其實極為人性，又或說極為神性，人不該如螻蟻蜎蛄般僅為積聚食糧而活，而是為了能使自己、以及使他人抹去臉上的泥濘，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己身為人，以人的智性、信念與尊嚴而活。殖民地的人們生來即負歷史之枷，帝國主義對靈魂的戕害，仍以各種華美而具成癮性的形式存在於社會，要如何去意識、去鏟拔精神根植的次等性，這應便是在殖民時代出生，看慣了奴顏卑膝的人民的作家畢生最大的志望吧。

於是我不時深思著陳映真所主張的「國共內戰＼美蘇冷戰」雙戰結構下兩岸分斷的命運，以及深受陳映真影響的侯孝賢導演，由藍博洲作品改編的《好男好女》裡，那句驚心動魄的旁白：「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台灣成為美國主導之下，全球反共體系裡的一個環節。從此，歷史改變了它的軌道。」我們如今的樣貌真正被歷史形塑了嗎？那些龐沈的、用以解釋物質世界的主義、理論、結構真正揉捏出了我們靈魂的輪廓了嗎？

一日與同儕至牡丹鄉閒逛，那是個幾乎沒有景點可言，夾在侯硐、貢寮一類觀光大站的謐靜小站，應也是與東北角諸多小站一般，是早年因應採礦需求而設的吧。島嶼東北獨有的水霧之氣氤氳於丘陵之間，唯一聚落內的小巷平鋪蜿蜒，已無從想像早年礦工們於此的辛勞身影。我忽向同儕問起：「你覺得歷史對我們重要嗎？」「我覺得不重要，日子過好好的我根本不會去想。」擔任工程師的同儕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幾乎分不清他是要刻意與文科的我唱反調，還是真心認為如此了。

歷史究竟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走在牡丹鄉的彎曲小道上，在礦業繁華年代早已湮滅的二十一世紀初，我遙望著曾注目著由勞動人民驅使著的、在斜坡上上下下的運煤台車的陳映真，他童年時曾望著家鄉的勞苦者們，少年時曾與摯友吳耀忠望著連接兩人家鄉的鳶山，中年後則與無數慕隨他的青年人們望向島嶼上的卑微者，但最終，他還是希望能望見被上上個世紀的預言家們所許諾的，一切階級皆已弭平、民族尊嚴重新昂揚的新世界吧。

或許我們應該迴身避過歷史之糾結曲折，讓那些陰暗混沌棄置於頹圮的後街，專注於吃飯、勞動、生活，靜靜地生，靜靜地死？思考是憂鬱的沃土，與其犬儒地說著「上層階級們被熨平」的成功者話語，不如承認著自己在結構中早拿著了勞動人民的犧牲，成為「注定坐在前排的階級」，雖無能且無力，但仍能狀似安然地端坐於十字架下聽著聖歌，蒙蔽著罪惡感過了一生—這世界究竟註定是不公平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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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繁複浩大的理論究竟只是骨架，真正使作家的文章生出血肉的，是傾盡一生不變的執念，陳映真幾篇最為文學界稱道的小說裡文字均繾綣綿延，少了中後期因理論滿溢而多見的肢幹擠壓，舒張出來的卻是最原初而堅毅的信念。多年後，我見到作家年邁的身影出現於二〇〇三年反軍購示威的影片中，義正辭嚴地直指無論是國民黨政府或民進黨政府，共通點是皆仍為美國帝國主義所操弄，彼時蓋好沒幾年的一〇一大樓在他身後矗立著，新時代的人們早湧滿了鋪著臘亮花崗石地板的名店街區，歷史在這樣的景象裡毋需被乘載。那是他中風倒下前幾年，影片中已有病容的作家嘴中所吐一言一句是那麼不合時宜，但又真誠到令人傷感。我想著他一生只為寫下同一個註腳，那筆劃反覆描繪了上千上百次，從陶窯煙霧瀰漫的鶯鎮、和著風聲雨聲浪聲的火燒島、堆滿《人間》青年編輯群稿件的編輯台，再到一〇一大樓前孤獨卓絕的身影，同樣的筆劃早已力透紙背、在這世界留下了深深地刻痕，我還活得太短，還未能見到同代人有如是「不知變通」，畢竟這是多元時代，繁花盛景奼紫嫣紅。

三一八學運熱潮時，我必須承認我鮮少想起陳映真，或應說去想起他與學運可能的連結。文院裡一個個教授紛紛宣佈停課了，校門口掛起了寫有傅斯年校長「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的布條，電視裡撥出熟識的同學被警察拖出行政院的畫面，電子屏幕裡，我們看見警備車開入了、噴水了、學生被驅離了，新的國家意識與新的世代立起了。中國或是台灣、體制內或體制外、歐美思潮或是台灣意識、黨國餘孽與轉型正義，新名詞與新影像鋪天蓋地，理想青年苦苦掙扎，右派菁英早已外移，三年過去，島嶼竟變得躁動而又安逸。

就在這時，我知道了陳映真先生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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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場陳映真先生的紀念場合中，我總見到幾個相同的身影，他們是陳映真先生的最忠實的追隨者吧。作家藍博洲先生蓄著大鬍子，臉上總立著深沈的憂悒神色，穿著唐裝的高大身影在人群中特別顯眼，他大略是最直接傳繼著陳映真先生氣質的人吧。差事劇團負責人鍾喬先生總繫著個頭巾，笑容可掬，說陳映真先生使他成為一個物質不甚豐裕，然精神富足的人。最難忘的是在《人間》工作過的廣告人曾淑美女士，在講台上，她分享陳映真先生之於她如父如師，神情仍是女孩的崇慕，在講台下也常見她一雙大眼晶瑩閃爍，難以想像年過五旬的人眼神能那樣靈動慧黠。

他們是實實在在與陳映真先生時代疊合的一群人啊，我心裡這樣想。在我輩「太陽花世代」裡，有時亦得見到這群人身上所擁有的，因理想及為公眾獻身而產生的氣氛，但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時代之間失落了呢？我想那是一種世界觀、一種與生俱來的鄉愁、一種集體意識年代下對真理執著不移的堅持，和一段一個思想家以一生信念銘刻實證的事業，悄悄地從世界裡剝落了吧。

關於陳映真先生臥病北京十年閉不見客，眾說紛紜。在一場追思會末尾，陳映真先生的遺孀陳麗娜女士於掌聲中步上台前致詞，她以低沈的嗓音希冀大家能體諒此事。先前已在無數張資料照片裡見過纖細、典雅面容的陳麗娜女士，小了陳映真先生十幾歲的她在照片裡顯得堅毅年輕，然如今在眼前的也是位年長女士了。她在異地孑然一身倏忽十載，箇中甘苦豈能為外人所道。作為文化界左翼傳奇人物的妻子，我以女性的心揣想著，或許她亦不願旁人見到夫婿重病的容顏吧，如是思緒使我心下震動，幾近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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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感汗顏的是，今日我時常拿出翻閱的，仍非藍博洲先生所稱，歷史價值被大大低估地〈忠孝公園〉三部曲，而是一九六〇年，廿三歲的青年陳映真於淡江英專習作的〈我的弟弟康雄〉。隨著翻閱次數增加，我愈發感受到康雄姐與康雄的一體兩面—我揣想那大略是青年時代陳映真內心的兩股勢力吧。在人為物質所役的世界裡，康雄姐認見現實，選擇以肉身妥協徒留精神上的反叛，為「盡力地擺脫貧苦這一餓鬼」委身富人，成為「注定坐在前排的階級」。而少年安那琪、在日記中描繪過無數次烏托邦理想的康雄，則陷困於肉慾之罪，終因逃不出「宗教與道德的律」自戕而滅了。康雄姐透過弟弟留下的日記理解了康雄之死，這份理解給了她隱晦地發現秘密地快樂，然已「毅然的賣給了財富」的她，也僅能冀望於得為幼弟修座有十字架的墓碑—「為的要補償深藏於我內心的卑屈和羞辱」，爾後「大約也就能安心地耽溺在膏粱的生活和丈夫的愛撫裡度過這一生了罷。」

而我無數次想像著慘白纖弱的少年康雄的遺體仰躺於桌上，是被逐者與神祇的雙重化身。我更無數次地想像著誤食禁果的少年康雄於無人教堂中央長跪，神壇上的耶穌默然俯視。聖潔與罪孽在荒漠而蒼白的六〇年代煢然發光。

那年的陳映真，大略也以康雄的身分死過一次罷。

他或許揣想著能如康雄姐般「帶著反叛的快感」就此耽活於物質社會，但終究仍回到康雄的身分，憂悒而負重地走過人間。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躺在北京朝陽醫院的病床上，那樣子的久病的陳映真先生的形體，是否與一九六〇年代的少年康雄疊合了呢？他眼中見到了什麼？想到了什麼？

年幼無知如我無從猜想，但那一刻是聖潔的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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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日，每當耽塞於自己幽黯狹窄的心靈之閣時，我總想試著描繪出屬於那一代人—那一代可以義無返顧、毫不矯情的寫下「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如是發刊詞的人，能將拭淨他人臉上泥濘作為畢生志業的人，我多希望能描繪出屬於他們的靈魂的輪廓啊。我想陳映真先生確實為這個世界留下了什麼，他的生命絕非毫無來由的起落，他所留下的，使我亦能開始一筆一劃描繪出自己理想的世界，我想，那應是一個每個人都能以自己的存在為榮的世界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