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善繼

2017.3.17 • 陳映真的跫音

1．

《鞭子與提燈》，係陳映真為他自己，以另一個筆名許南村，在上世紀一九七六年底出版的文論集《知識人的偏執》，寫的一篇微型敘舊也兼諍勉的自我期許，陳映真風格的文理可見一斑。是書共收文十三篇。除去前三篇《關於陳映真》、《試論陳映真》、《試評<金水嬸>》等，寫於一九七五年出獄後，其餘十篇均寫於一九六八年坐牢之前。

熟悉陳映真的寫作狀況與他一生的營為，便得以參透他繪定何謂「鞭子與提燈」 這兩個複合名詞連結的真諦。當然這兩個看似靜態的名詞，內蘊動態的能量，旁證了陳映真的身影，他非僅靜而寫，他同時動而行。 

《鞭子與提燈》一文寫作時間落注於一九七六年九月。此前一年的一九七五年中，他剛坐完美蔣集團聯手共構的七年黑牢獲釋（一九六九年一月四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書上載，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他一九六八年被投獄時，已完成《麵攤》至《六月裡的玫瑰花》計二十五篇小說。這些小說宣洩了，出生於日帝侵華之年，一九三七年年底的陳映真，自弱冠及至青年，若干成長的幽思；早慧的政經體察；與明確無誤對於弱小者不幸的體恤；以及國共內戰葛藤的殘跡，蔓延至台灣其遺緒迷濛耐人尋味的淒楚。

上揭《試論陳映真》一文寫於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為該年七月份他步出囚牢短短兩個月後，執筆反思過往的寫作記錄加上禁忌的活動並予以總結。在白色鎮壓彌天蓋地遙遙無期的戒嚴時代，陳映真將鞭子與提燈這兩個古典的器物意象化，鼓勇且嚴於惕己，而他矢志不渝的，他自己非常清醒的認識到：

  在一個歷史底轉型期，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    行程中，艱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的決絕，    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

2.

陳映真是，一位高度自覺自悟型的作家，應無疑義，上引的一段警語類同「鞭子」，而這樣子的鞭子，在《試論陳映真》通篇適時出現，隨處可見。當代台灣截止至今，尚未讀到個別誰試論的誰自己。陳映真的自省審視鞭辟入裡，不遮掩護短飾情、拖泥帶水混沌未明，他決然果敢的判定《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鄉村的教師》中的吳錦祥、《故鄉》中的「哥哥」與《加略人猶大的故事》中的「猶大」，這些角色投射附著在他，二十歲初度早熟青春，改革主義的空想性格，他也毫無保留的鞭笞了其他篇什（在《我的弟弟康雄》裡，有一句獨立的「所以我要告狀。」這個獨立的字句，充滿玄機與伏筆，不會單單只告小說裡「初生態的肉慾和愛情，以及安那琪、天主或基督」五項謀殺者。小說外部世界無所不在那些有血有肉人模人樣的撒旦欲告無方。）

一九六八年年底，他被警備總部保安總處逮捕，暫時擱下二十五篇小說，流放去了綠島。

一九七五年他以這篇自敘的文學之鞭，謙抑的把自己的軀體與魂靈一併迎回故里。

陳映真以文學之鞭，揮別過往，而以文學虔虔的提燈尋思，燭照未來。

他坐牢之前的二十五篇小說，一般論者無不舉薦為現代主義的佳作。而他自己卻論說其中的某些「…不健康的感傷，正顯示出市鎮小知識分子的那種脆弱的、過分誇大的自我之蒼白和非現實的性質。」

3.

從一九七八年三月的《賀大哥》到二零零一年六月的《忠孝公園》計十一篇，是陳映真最被詬病，所謂「意識先行」的小說。

若意識先行的小說不是小說，那麼什麽樣子的小說才稱得上小說？

編列天文數字的軍購、去靖國神社悼亡皇民的長兄、航機不許飛越海峽中線、礙難進口內地盛產的蘋果。專政者決策的每一件不都要意識先行？意識先行之後便不由分說。原來當權派只許意識唯我獨尊先行，卻鄙薄所謂「意識先行」的小說。意識先行的評論家，以他們卓越的先行意識，評點著陳映真的「意識先行」創作的洋洋灑灑的小說。當權派的意識先行對陳映真的意識，佈滿誅滅的怒責之聲。

當代台灣在歷史曲扭的撥弄下分斷，屈服於政經強控制的鎮壓。長達四十年的「戒嚴」；美援加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改造；「白團」的魍魎騷動魅影幢幢；靈異妖魔裝扮如常。這些罄竹難書林林總總的先行意識，調節著三萬六千方公里悠謬的生息，直至解嚴，從此擬態固化而至於斯。馬克思的論說果然到位「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而陳映真也直面回應：

        寫小說目的很簡單，就是宣傳，宣傳一整代足以譴責眼前犬儒主義世界的一    代人，小說的藝術性就是為我的思想服務的。我公開承認我是一個意念先行    的作家，… 

事實上陳映真入獄前的小說並不隱晦。「自由知識分子的那種無氣力、絕望、憂悒、自我厭棄、百無聊賴，以及對於刻刻在逼近著的新生事物底欲振乏力…衰竭、蒼白…」,恰恰是身處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敏感青年微弱喘息的萌芽，白茫茫的世界，不就是魯迅筆下的那一間黑黢黢的「鐵屋」。

4.

「嚴厲的鞭子和腳前的提燈」，陳映真以這一組警句，催促並訓勉著自己。無意藏私，同時也砥礪有志者結伴同行。鞭子揮動的勁聲不停的在空中迴響。

陳映真的這盞「提燈」，致我思及魯迅《藥》裡，出現五次的那盞「燈籠」。提燈與燈籠時空相隔幾近六十年，提燈與燈籠在個別文章中，擺置的景況互異，關聯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但提燈與燈籠總是要用它柔弱的光焰燭照黑暗。

純寫小說嗎？在陳映真看來恐怕純寫小說無濟於事，時勢嚴苛的燃眉之急，在視域的可及之處與聽覺的有效範圍，夜以繼日的轟鳴。小說容納「參予」與「介入」兩項的含量，不若雜文（小說以外的文字）及時、快捷，只好暫難忘情的把小說創作，依依不捨輕挪桌角，奮筆疾書雜文。於是雜文的總量豐碩，遠遠超過小說。

一九八五年十月至一九八九年九月整整四年，他全副精力專心致志辦刊，應允永載於台灣文化史冊的《人間雜誌》。四十八期十六開的「報導與攝影」，記錄了陳映真「參予」與「介入」當代台灣社會底層、環境與實存的人文關懷。上述暫難忘情，到底沒有忘情，一九八七年六月號《人間雜誌》第二十期上，他發表了中篇《趙南棟》。

結束《人間雜誌》，他繼續主持「人間」出版社，不間斷出版與台灣命運息息相關的各類書籍。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緩緩走進歷史。留下裊裊的陳映真的跫音。

        在中國走出前•近代的社會；從歷史的近代向著歷史的現代衝刺的過程中，    我們深切地期望藉著為在台灣的中國人所共同關切和喜愛的當代文學、音樂    和藝術，使分離或有相分離的危機的中國人重新和睦，為中國的再生和復興    而共同努力。（參見<試論陳映真>/《知識人的偏執》）

（本文發表於「鞭子與提燈：陳映真文學和思想學術研討會」2017.3.18-19/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