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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圖片) |
■葉芸芸
2011‧07‧19‧莫斯科運河
開航的時候，我們還坐在午餐桌前，看著河岸的景觀起了變化，擁擠的城市建築逐漸遠去，變成綠意盎然的鄉間別墅，還有岸邊野宴、戲水的大人和小孩。
接下來的12個小時，遊輪航過莫斯科運河的六個水閘，水位調整了六次125英尺，才進入北邊的伏爾加河。這條73英里長的人造運河，在史達林時代僅費時五年完成，運河使得莫斯科成為連結五海的首都，水路四通八達，這是歷代沙皇沒能實現的夢想。
榮耀沒有歸於史達林，俄羅斯人把這條運河稱為《屍骨的運河》，在大清洗的年代，無法計數的勞改營政治犯，在修築運河的浩大工程中勞累而死，他們無辜無助，他們無姓也無名。
2011‧07‧25‧聖彼得堡在晨陽下
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一路經過了兩條運河、十六個水閘、一個水庫、三個大湖和五條河。第六天的清晨，遊輪從拉多加湖轉入涅瓦河，建立在涅瓦河進入波羅的海口的聖彼得堡就在陽光裡等待我們。
二次大戰中，聖彼得堡受德軍圍困872天，處於完全孤立狀態，補給線被切斷，百萬人失去生命，絕大部分死於饑餓。唯一的生命線就是拉多加湖這個缺口的水路，不肯屈服投降的居民經由這條生命線得到補給、疏散傷患，他們積極組織保衛家國的戰鬥，縫沙袋、建路障、夜晚輪值守更、挖坑掩埋城市裡有歷史價值的雕像紀念碑…。
聖彼得堡經常被描述成俄羅斯最歐洲化的城市，但是聖彼得沒有歐洲中世紀古城的特徵─窄街和教堂前的廣場，而且，那些耀眼的鍍著金頂的洋蔥頭林立的大教堂，絕對是俄羅斯的。碼頭停泊著來自歐洲各國的輪船，聖彼得堡其實更像是個停靠在歐洲邊緣的城市，但是她的風格取決於線條，涅瓦河為她拋下一條寬鬆大轉身的腰帶，河畔的冬宮為城市的高度定了標準，無論在那一條濱河路上，兩岸整齊的建築都不超過它的高度。
只有等到參觀了虛張聲勢的凱薩琳女皇的宮殿之後，才能体會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言「聖彼得是世界上最為抽象和裝模作樣的城市」。位在南郊的凱薩琳宮殿，二次大戰中被德軍佔領、洗劫一空，最後在德軍撤離時被完全炸毀，冷戰時代，這片極其奢華的宮殿由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政府重建，歷史果真這般令人難以理解？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故居紀念館在一個舊市場的附近，作家的晚年就在這個十號公寓裡渡過，他在此完成最後的長篇《卡拉馬佐夫兄弟》。市場外邊另有市場，許多中年婦女帶來自已在鄉下空地辛苦勞動的生產，黃瓜、蕃茄、馬鈴薯、香料和野花，都能換一點補貼家計的小錢。
從遊輪停靠的碼頭步行十分鐘可以到達最近的公車站，從那兒搭乘沒有空調的 公共汽車，顛簸半個小時，再轉搭地下鐵進城，這只是當地一般人在好季節的每日生活的一瞥。與阿拉斯加首府安哥拉治同緯度的聖彼得堡，一年沒有多少陽光好天氣，氣候潮濕多雨多霧，漫長的冬天大雪覆蓋。聖彼得堡還是個持續下沉中的城市，地質鬆軟，使得50年代興建地下鐵遭遇很大困難。
然而，聖彼得堡的城市建築色調十分悅目，淡藍、淺綠、粉紅、鵝黃都如水彩畫般的與藍天、白雲、河水相映，在午夜給船舶齊開通路的眾多橋樑，到處可見的紀念建築和雕像，還有色彩鮮艷金碧輝煌的大教堂…
1989年在聖彼得堡所見的大教堂，多半老舊失修如同廢墟，許多被改為其他用途─學校、圖書館、活動中心，甚至於充當工廠倉庫，如今都整修一新重新開放。根據俄羅斯導遊的解釋，可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俄羅斯人自認是基督教徒，但是上教堂的人數確實不多，一方面是東正教刻板的傳統，與現代人的生活步調難以調合，另一方面，雖然歷史上有過極深厚的希臘東正教傳統影響，畢竟俄羅斯人已經在無神論政治体系下生活了七十三年。
事物在不斷地變動中，聖彼得堡的街頭已經沒有等待買麵包買香腸的隊伍，人們依然喜歡說排隊的笑話。如今，人們每天坐在汽車裡排隊，估量如何避開塞車的路線？通往機場的那條新建高速公路絕不塞車，因為聖彼得堡的人們還不能接受付費行車這麼嶄新的概念。
2011‧07‧28‧安娜的噴泉樓
來到安娜‧阿赫馬托娃的噴泉樓故居那天，旅途已近尾聲。坐在花園裡樹蔭下的長椅等候紀念館開門，望向樓上一排窗戶，猜想那一個是安娜的房間？年輕的愷如懂俄文，她為我翻譯長椅上的說明：安娜曾被軟禁在這個樓裡，她每天必須在固定的時間在窗口出現，向長椅上監視她的特務報到，證明她並沒有在夜晚自殺。那是史達林的時代，在這噴泉樓上，安娜從報紙上讀到自己受到蘇共中央書記的嚴厲批判、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會籍的消息。在這樓上，她不只一次看著情人和兒子被逮捕，被送去「勞改營」。兒子第三度被逮捕的深夜裡，她在這樓上的火爐裡，把存稿和資料一起都全部銷毀。
公寓的每個窗口都能夠看見花園，但只有從安娜房間的窗口望出去，正對著花園裡那一條長椅。公寓進門的地方掛著一件很舊的灰色大衣，那是安娜的情人尼可拉‧普寧的大衣，美術史學者最後一次在此被逮捕是1948年的夏季，五年後他在勞改營裡去世。安娜留在噴泉樓，繼續與普寧的妻子與家人共同生活，直到幾年後一起被迫遷移。
讀過兩本 安娜‧阿赫馬托娃的詩集，1983年美國女詩人 Lyn Coffin 的英文譯本，以及2011年烏蘭汗先生的中文譯本（台北人間出版社），兩本都收有安娜在噴泉樓書寫的《安魂曲》和《沒有英雄人物的敘事詩》。但我似乎沒有能力理解這個小樓公寓裡的人們，他/她們曾經如何地在此一起生活？安娜自述她與普寧十六年的愛情歲月充滿「黑色的歡悅和甜蜜的解構」，那該不只是因為公寓裡另有一位安娜 （普寧不肯離婚的妻子）吧? 十月革命之後，選擇「不躲在異國的天空下」的安娜，渴望認識她所生活的時代，她所選擇的國家與人民，普寧正是那個引導她進入新世界的人。
噴泉樓時代的安娜，文風變了，聲音也變了。她勇敢面對自己多難的命運，在詩歌中把愛情的主題讓位給了社會關懷，在生前最後一篇《簡略自述》（1965）中，安娜寫道： 我從未停止寫詩。詩中有我與時代的聯繫，…….我能生活在這些歲月中，並閱歷了這些年代無與倫比的事件，我感到幸福。
公寓裡悶熱得有如蒸籠，徘徊在公寓廊道上的我汗流浹背，牆壁上有幾處用報紙替代壁紙的角落，報紙已經昏黃。管理員招呼我在餐桌旁邊座下來休息，年輕安娜的畫像安靜地在牆上，我望著她線條不尋常的鼻子和倔強的嘴唇，「阿赫馬托娃」 ─總是讓我的舌頭打結，這個安娜引以為傲的筆名，帶有成吉思汗後裔的姓氏，來自她的外婆。
而我終於不得不承認，在離開噴泉樓的時候。安娜最刺痛我的，莫過於她在1922年寫的那一首短詩:
我永遠憐憫淪落他鄉的遊子，
他像囚犯，像病夫。
旅人啊，你的路途黑暗茫茫，
異鄉的糧食含著艾篙的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