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清雅

我第一次讀到陳映真的書是在母親的書架上，那是1979年由遠景出版的《夜行貨車》，母親購於1983年1月，我出生前幾個月。我記得書的側頁印著黑黃的拇指印，而那列長而黑而強大的、開往南方的列車，在故事中曾三度出現，就在那幾行字的左方，深深地壓著黑藍色的原子筆所畫下的線。

第二次讀到陳映真，還是通過我的母親。母親習慣剪報，自從我認得字，她的剪報本便成為我的習慣讀物。陳映真的自序〈鞭子和提燈〉，被母親從《知識人的偏執》上覆印下來，裁剪、護被，端正地夾在內頁。翻到這篇剪報的時候，我讀國三，當時我僅隱約感覺，這篇文章之所以觸動母親，或許是因為陳映真表述自己的父親、基督教、耶穌等等的方式，不同於一般的理解，彷彿為了來自於嘉義、父親早逝、承擔著兩個家庭經濟壓力，並為信仰所困惑的母親，提供了另一隻眼睛、另一種凝視。而當時的我，讀完文章後只有一個惶惶而訥然的疑問：「陸家大姊被帶去哪了？」

於我而言，這兩段與母親交疊的記憶，構成我最初對陳映真的模糊印象。青少年時期，我消遣地、零碎地閱讀一些被書商歸類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家與其著作，很難說我是否特別喜歡陳映真，但若要問我還記得哪些讀過的東西，那麼是陳映真《萬商帝君》裡的林德旺。我尤其記得他病假離開公司後，在延吉街上看到了一隻骯髒的流浪的外國狗的場景，他擔心著「那樣子滿臉滿嘴的毛，連眼睛都蓋住了，怎麼認路，怎麼走路？」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夜霧》的結尾處，電話那端對著丁士魁說「丁老師，時代怎麼變，反共安全，任誰上台，都得靠我們。」我在聯合副刊上讀到《夜霧》。時值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我是高中生，聯考的壓力把我隔離於那個正為政黨輪替所躁動的台灣社會。當時的我只覺得小說中的李清皓、丁士魁，以及那位被冤假錯的張明在消費主義大街上不合時宜的吶喊，似乎透露給我一個不同於眼前這個所謂「邁向民主、一片光明」，並為之沸騰的台灣社會的另種面貌，那個面貌是被壓抑的、禁制的，而且並不為政黨輪替或所謂的轉型正義而翻轉。通過虛擬的小說，我隱隱感覺到這個面貌其實更貼近實像。

1993年白色恐怖春祭現場，陳映真代表宣讀祭文。

很久以後，我在研究所的新聞史課堂讀到《台灣大眾時報》，進而讀到陳芳明關於該報與相關人物、組織與那時的社會性質的評斷。出於懷疑，我讀了陳芳明與陳映真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論辯，更進而接觸到192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論辯。也由此，我在社會結構與理論的層次，認識到先為日本、後為美國所鉗錮「殖民地台灣」。理論家的陳映真，與我印象中的那位作家陳映真合一了，並且開啟我閱讀他的各種著作的慾望。我逐漸認識到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的左翼思想，是與中國革命緊緊相連，原來1930年代的台灣左翼更是中國的左翼，台灣的反殖民與中國的反帝運動原是一體的，唯有兩岸一體，才能解釋當時台灣共產黨的民族解放論述。我也才慢慢理解，在日本殖民時代結束之後，台灣在冷戰與內戰的雙重結構下展開了1950年代以來的白色恐怖，而在美國冷戰體制的反共策略下，通過對於左翼的大規模鎮壓，施行低勞動權益、低人權、高環境成本的工業化政策。我也才連接到所謂的「現在」，也就美國長期掌握的各種政治勢力，除了長期滲透於作為軍事獨裁發展主義政權的國民黨，更在1980年代培養、支持了各種反對勢力，2000年的政黨輪替原來只是換湯不換藥，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兩黨共同配合了美國、西歐的資本全球化，以「自由化」、「民營化」。「國際化」之名，實行了公營企業的私有化、經濟的自由化與勞動彈性化政策，於是當前的青年人面臨著普遍的高學歷失業，非正規勞動成為日常。

可以說，閱讀陳映真的過程，是與閱讀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一起展開的，而我這樣的知識慾望，不能說是個人傾向，而是時代的緣故。八零年代至今台灣實行經濟自由化政策，勞動彈性化、高失業率、長工時、低工資，在1970年代形成的中產階級與其生活形態其實正在崩解。人心普遍不滿的狀態下，當前的台灣社會看似公民運動蓬勃，卻未能真正提出一個跳脫唯個人權益論與私有財產、質疑資本主義代議民主體制的社會藍圖，而所謂的政黨輪替看似完備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程序，但國、民兩黨所代表的幾乎同一的親美反共意識形態與親資立場，以及總體來說越來越低的投票率，在在顯示出台灣民主的孱弱體質。在親美反共結構下，以中國為對立面所打造的台灣主體意識，成為支撐美國介入干涉東亞事務的內部結構，而其現象，就是台灣社會越來越強烈的針對中國的排斥與歧視。雖然每場運動性質不同，但每當看到高舉著資產階級民主與人權觀的公民運動，以進步旗幟號召公民上街，卻自動排除了那些非公民者，或者以反中為號召的各種實體的、網路的言論，大剌剌地操弄著歧視語言，我都不禁想起《夜霧》中李清皓的自白：「他們果而是猶太人，而我們竟是納粹的嗎？」

1980年陳映真參加台灣保釣運動。

面對台灣社會的整體環境與氛圍，當前以英美資本主義先發社會為樣本所延伸的社會科學理論，其實是非常缺乏解釋力的，並不夠作為批判的武器。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陳映真所引介的社會性質論，為我這種幾乎與左翼／中國革命徹底斷裂的八零後青年，開啟了一個與革命歷史重新接軌的可能性。這條路徑，首先關乎對於1980年代的重新檢視，也就是說，將1980年代視為冷戰結構動搖的時機，經歷了白色恐怖的陳映真那一代人自主地承接了1920年代以降的中國革命年代的精華，並通過1980年代的社會變革而加以保存、發揚，陳映真等人對於社會性質論的研究也是其一。無論這樣的努力多麼邊緣，對我們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歷史的中間物」的存在。在此不展開社會性質的相關討論，但我認為，陳映真的理論貢獻在於他承擔了接合的工作，並在參照南韓1980年代社會性質論辯之後，企圖將理論向前推進。這份努力，使得作為中國革命理論傳統的社會性質論，不致於在1980年代以降的台灣社會徹底缺席。雖然社會性質論並未得到社會科學界或思想界的迴響，並且與民眾運動主體脫節、成為純知識性的遺產，但作為後人，我們必須正視「脫節」的意義。這也是陳映真小說帶給我的提示：小說中各種圍繞著悲劇、無望、失敗、受挫的人們，是否提示我們1980年代冷戰動搖、工運與社運蜂起，曾經被集結而起來的民眾，為什麼最後被新自由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所徹底收編？更進一步言，美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持續存在決定性的影響，台灣仍然作為一定程度上的新殖民地，那麼當代的反殖民、袪殖民工作，該如何在知識上、思想上、實踐上展開？袪殖民，該是兩岸民眾「克服分斷」的結果，抑或是目的？「民族解放」是被作為理論，或是實踐？陳映真小說中所描述的外商公司的雇員，在消費主義收編了人的各種精神與情趕需要的狀態下，既悻然又茫然度日的中產階級們，以及那些「理想主義受挫、失敗、是生活上的現實」的以失敗告終的民眾的反抗，對我而言，因著對於理論的認識，而顯得更加具體了。

我並沒有親身接觸過陳映真。他的政治、思想，以及用以承載其政治與思想的文學形式，在我人生的不同階段，以不同方式影響了我。作為一個不專業的文學讀者，陳映真最觸動我的地方，其實在於他通過文學，為「思想」保留了一個迴身的空間，例如《夜霧》的李清皓、《六月裡的玫瑰花》裡軍曹巴爾奈，例如《上班族的一日》當中對著鏡頭砸書的Rose，又或者，在《鞭子和提燈》裡頭那兩個想家卻不之如何「歸鄉」的底層日本兵。他們並不是工具性的既定角色，而是市井小民、是底層勞動者、是貧窮的佃農、是中產階級，他們因為帝國與資本的利益與矛盾，被放置到歷史的對立面，卻在民眾之中達成某種程度的包容與和解。小說展現了社會現實，是如此廣大的人們構成了知識分子所謂的「民眾」。在陳映真筆下，他們的奮搏總是以失敗告終，但對於民眾的階級性、傳統文化，以及他們所面對的社會矛盾，陳映真一方面嚴肅地描述著他們的困境，另一方面卻在人格上彰顯他們堅強而頑強的存在。我想起林德旺那位總是不卑不亢的乩童姊姊，而作為姊姊神明主的帝君爺，最終竟提供了失根、崩潰的林德旺的精神庇蔭之處。陳映真描寫這些人物時總是謹慎、謙卑與敬重，台灣的批判知識分子普遍缺乏這份謙卑，這也使我在無形之中，彷彿親見到陳映真的人格。

也正因為我不認識陳映真，而且是在追求知識與理論的過程中找到他的，他對我的影響，或可以稍微普遍化於我這一代年出生於七零年代末期、八零年代初期的知識分子。現在回想起來，若說我通過這些作品而認識陳映真，不如說是他的寫作提供我一個理解我的父母、祖父母輩的媒介。我是因為讀了《鄉村的教師》，才稍微勾勒出我的爺爺的形象，那個來自於福建的記者，早年與哥哥共同響應了魯迅的新興木刻運動，來台後兩岸分斷，他竟躲過白色恐怖清洗，與台灣女子成家、於南女中任教了一輩子，終究沒能等到歸鄉的那一天，難怪爸爸回憶中的爺爺總是抑鬱地蹲在前院抽菸，爺爺算是一個倖存下來的陸家大姊吧。我也想起我的母親，她在大學畢業後進入台北的美商公司工作，我作為女兒，卻是通過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系列，才間接揣摩到當年母親所面對的職場文化與各種矛盾、她的精神狀態的緣由，以及她與父親兩人所抱持的幾乎是幻象的中產階級夢。我想著，在一天工作後的疲憊之餘、挺著7個月身孕的她，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心情，在那幾行駛往南方的夜行貨車的文字旁畫下標註線？對她而言，陳映真的文字是否曾經在她無助的時候，為她帶來安慰？而陳映真的小說，又在那個禁錮、壓抑的年代中，觸摸到多少喪志、受凌辱、悲傷、沮喪的人的心情？如果勞苦大眾們曾被陳映真的文字所撫觸、鼓勵，那麼以社會改造為己任的我們該思考的，是如何留住、發揚那個主體被提昇的瞬間，使個人的主體變化，能夠通過組織與運動，相互連結為更為強大的集體。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