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柏謙

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起，一路回溯至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近代史產生興趣，並開始閱讀與涉獵，對筆者而言是相當晚近才展開的旅途。之前對葉榮鐘先生的印象，僅有模糊而片斷的浮光掠影。第一次，是在閱讀康寧祥回憶錄，書中未顯眼處出現了數次葉先生的名字。第二次，則是在以霧峰林家家族為題材電影《阿罩霧風雲》中，以林獻堂秘書形象出現穿梭運籌的葉先生。

2015年底，偶然拜讀鄭鴻生「《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的時代意義」一文，才勾起了筆者對閱讀葉先生作品的濃厚興致。因此，本篇文章與其視為完整立論，毋寧更接近於個人閱讀過程中，認識、思索歷史，並與當前臺灣現況進行連結、聯想的一次「讀後感」。

於反覆閱讀重新選錄、編輯出版的《葉榮鐘選集》，尤其是政經卷後，聯想起近幾年來，臺灣社會似乎同時也有種強調「重新認識台灣史」的氛圍正在形成。尤其在這一兩年間，各種火熱的「政治/社會運動」此起彼落地湧現。

當進一步觀察這些勃發的政治社會運動，如何在社會想像與書想上，被置入一個更長遠的台灣政治社會史發展中，大體上，主流書寫至少有兩種涉及不同歷史溯源傳承的敘事並存。一種最便宜行事、也最普遍的嫁接，是直接將近兩年社運與其新生的「運動世代」，憑空橫跨20年，直接連結回至90年代初期的「野百合」學運世代。最終，共同譜寫八〇年代起「民主化運動」與「主體性建立工程」社會總動員的21世紀版。在這版本的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觀，八〇年代「民主化運動」，取得島嶼主體性建立的盤古開天地位，一切具承繼價值的「政治社會運動」起點，皆應該也只能始於八〇年代。

類似上述跳躍而粗糙的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敘事，很高比例仍是目前臺灣社會談論「政治社會運動」史的主流溯源途徑。但我們也可以逐漸留意到，另一種更細緻、完整、連貫的嘗試，試圖將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縱深回溯至二戰前後，臺灣人民對國民黨接收後的失望，以及後續衝突、動盪與抵抗史，甚至繼續將「傳承」戰線，拉長至日本殖民時期，重新挖掘、書寫集中發生於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初期，臺灣島內各種「政治社會反對運動」的歷史，也正在蓬勃發展。此種較為晚近卻逐漸增多的書寫與傳頌的目的，多數乃是在於更有效完整、更具有歷史感地打造「臺灣人的主體性」，並鞏固已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進一步用以標誌著臺灣社會與民族認同的「代議民主制度」（此種當代想像又通常針對性地刻意相較於對岸中國）。

如此拉長了的歷史敘事，某種程度仍不脫前一種工具性考量下的歷史敘事的改良版。因此，真實歷史中「不合時宜」而有礙於上述兩種目標的史實，如：直至七〇年代前都還曾頻繁出現、不利於當前亟需打造，具排他性的臺灣民族認同的另一種民族/國家想像與認同；以及，歷史上曾超出於此刻僅容許「鞏固」而非「推翻、取代」的「代議民主制度」框架外的嘗試，都需被進一步修整、再詮釋，必要時甚至直接隱蔽。

需留意的是，上述兩種對「政治社會運動」的主流歷史敘事，所欲強調的；所需隱蔽的，仍是五〇年代起，臺灣被鎖進內戰、冷戰雙戰對立結構的反共牢籠中，社會集體政治心靈的延續與固著化的表現。因此，倘若沒有意識到這個對台灣歷史重新認識上，不易察覺卻早已植入的先天限制。即便認真閱讀著過去的歷史書寫，稍一不慎，仍可能落入已張羅布局妥善的認識陷阱中而難以察覺。

因此，當閱讀著葉榮鐘選集，反覆咀嚼葉先生七〇年代初所寫下的文字的過程，腦海中還是不時揣想著，如何能夠就當時留下的字句意涵，在同時考量上述整體社會先天限制下，更逼近真實狀態地解讀葉榮鐘筆下的臺灣政治社會史。在小心翼翼的閱讀過程中，意外留意到政經卷選集的選文與編排，提供一個有趣卻頗具意義，得以讓讀者相互參照、反覆思索的「閱讀葉榮鐘」視角。

政經卷前半部，選錄的是葉榮鐘在1970年代初所寫成並出版的《臺灣民族運動史》部分內容，是為〈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後半部，則是編者自葉榮鐘1967年為當時其所任職的彰化銀行所撰寫的《彰化商業銀行六十年》中，重新摘錄編排後所名之為〈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

在閱讀政經卷前半部時，試著想像著這些充滿著豐沛情感的文字書寫，在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初期的臺灣出現，對於在當時多數未曾經歷、甚至親身參與過日本殖民時期臺灣人民反抗史的一代，會是多麼珍貴的歷史思想資源。而葉榮鐘更因為其個人在整個1920至30年代中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中的高度且長期的涉入，更增添了這些文字的說服力。

然而，筆者也留意到，對於當年這些運動的描述，尤其涉及組織與運動本身的興衰，葉先生似乎偏向單純從運動領導者思想與決策的歸因解釋。無論是描述臺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抑或臺灣民眾黨興衰，葉榮鐘在解釋上述這些極為重要的運動組織後期發展時，一貫以「加速左傾、游離民眾」為其失敗之關鍵歸因。乍讀之下極易讓人誤解葉榮鐘獨尊少數菁英領導個人的思想與決策的影響，而缺乏整體政治經濟乃至於國際情勢的外部結構性考量。例如：

民眾黨在蔣渭水領導下日漸左傾……民國十七年二月臺灣工友總聯盟結成後，民眾黨的政策顯然有遷就階級鬥爭的傾向，這與立黨當時所標榜的全民運動頗有偏差……民眾黨對於工友總聯盟的袒護與遷就勞工運動的態度，黨內民族主義者頗不以為然是事實。 

不幸當時農民組合的指導者，對於客觀情勢認識不足，錯估農民的鬥爭力量，妄信教條，過早轉向階級鬥爭，以致游離大眾，遂使整個運動土崩瓦解，實屬可惜。

然而，如此疑慮卻在後半部〈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中，提供讀者極為不同思考線索。葉榮鐘後半部文字（亦即出自於《彰化商業銀行六十年》）展現他宏觀的視野與分析，這些本來只是枯燥乏味、描寫單一銀行行史的文字，因葉榮鐘對整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的認識高度與視野，一躍成為重新認識臺灣自殖民以來的經濟與金融發展史的初探性珍貴文獻。

也因此，當閱讀完葉榮鐘的政經卷選集後，首先縈繞在腦中不解的是，何以具宏觀視野與高度的葉榮鐘，在解釋文協、民眾黨等上述運動組織的衰敗頹勢時，選擇以一種偏向「少數領導人決定論」的解釋途徑？而非採取參照當時台灣島內、日本乃至於世界的政治經濟情勢的解釋路徑呢？而如此解釋路徑，卻又隱含帶有負面價值判斷的「左傾/階級轉向」導致運動衰敗的訊息。

面對這種疑惑，筆者試著將政經卷的前半部與後半部互為參照地閱讀。在前後參照閱讀下概略推論出，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高峰起點，出現時間點恰好為日本與臺灣經濟景氣繁榮頂點的1920年。然而，同一時間日本與臺灣經濟景氣實際上已經開始走下坡，但整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卻以一發不可收拾之勢不斷推進、擴展。合理推測，1920年起經濟不景氣的持續頹勢，更讓臺灣政治經濟運動（尤以農工為主的階級運動）在1925年起極為迅速擴展蔓延開來。

事實上，無論是農民騷動或是工人抗爭，早在1920年初期即時有所聞，之所以會在1927年後開始呈現大爆發，與1926年農民組合成立與快速擴展，臺灣文化協會的左傾、臺灣民眾黨的成立與其後緊抓農工階級的發展路線等發展，相對準確回應當時佔臺灣整體社會多數的農民與工人階級的迫切需求。因此，整個發展初期擴張的情勢如此之顯著。換言之，若將《台灣金融發展史》與《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緊密連結參照，極可能農組、文協與民眾黨的一步步左傾，未必僅是少數菁英腦海中抽象意識型態與思想所主導的結果，更像是當時已開始與工農階級展開全面合作緊密結合的知識菁英，進一步回應經濟不景氣下多數農工吶喊與需求的轉變。任何一種思想或意識型態作為指導的運動，若無法準確回應群眾需求，其組織與行動推展是萬不可能具有可觀成果。

這點，從民眾黨創黨後的發展，與蔣渭水個人後續不斷左傾的思想轉變得以證明。事實上，民眾黨似乎是在組織當時工人階級與緊密推展工會運動的過程中，真切感受到工人階級巨大而熱切的回應，讓黨的綱領與指導理論越發左傾，也讓蔣渭水決定以發展工農無產階級運動作為黨的核心目標。

至於，逐漸左傾的台灣工農運動推展最終走向衰敗乃至覆滅，殖民下日本國家機器毫不留情對具革命動能的左翼進行肅清打壓，以及日本內部後續軍國主義力量全面掌權後將台灣也捲入軍事總動員，恐怕才是更關鍵的外部歸因。事實上，即便由右翼民族資本家組成而溫和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整體情勢日漸惡化後，同樣不得不在1937年自行解散，領導人則紛紛避居海外。

之所以透過前後交互參照的方式來閱讀葉榮鐘的文字，甚至以政經卷後半部的書寫內容作為政治經濟發展的背景與脈絡，嘗試與作者前半部對特定組織與運動的解釋進行再商榷，主要還是與感受到前述臺灣社會當前對日殖時期「政治社會運動史」的全面修剪、再詮釋的鑿痕斑斑的憂慮有關。

2014年3月太陽花運動爆發後半年左右，一個由年輕世代發起，名為「臺灣吧Taiwan Bar」的團隊，透過動畫短片，開始介紹那些同屬年輕世代可能未必熟悉的臺灣近代史，打出「自己的歷史自己寫」的響亮口號。一時間，因其動畫短片中有趣且貼近年輕世代用語的敘事風格而大為風行。筆者特別留意臺灣吧第三集「復古味新絕配的社會運動」中，團隊在這隻約8分鐘動畫中，介紹了日殖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自然地，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中躍然紙上的人物、組織與事蹟，均重新出現在這支動畫短片中，這支短片共吸引超過近66萬人次觀看，在臉書上被分享超過1100次。

而並不意外，這支短片再次印證筆者之前提及已成為理所當然的歷史敘事模式，其功能在於打造特定國族認同，強化代議民主制度想像的框架。也因此，當這支以日殖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為主題的短片中，提到各種組織與運動上的路線左右歧異時，採用了粗糙卻相當普遍諸如「內鬨」、「不團結」的簡單解釋來為運動分裂定調。在提到文協內部的左右之爭時，短片這麼形容：「當初為了臺灣共同奮鬥的社會團體，卻開始互相鬧場扯後腿。」，陷入「內鬨地獄」。這種描述策略，背後潛台詞往往是：左傾份子不顧大局、破壞團結！指責的對象，就是當年「教條」、「激進」妄想革命而非改革的左翼份子。而這樣的歷史認識，恐怕與臺灣五〇年代後國民黨一手打造的長期反共、恐共氛圍脫不了關係。

自此，筆者所聯想到的是，在臺灣至今仍舊高度自我制約地隨處「反共」、「勦匪」的大環境下，葉榮鐘政經卷內容對當年運動組織路線上的論辯與後續的分裂，若非輕易而小心翼翼地閱讀與解讀，是否將再次強化這種「左傾過激份子不團結、壞事」的錯誤刻板印象。所幸，細心的讀者是可以在前後參照閱讀葉先生作品的過程中，發現另一種觀看與解讀方式。

再者，若不陷入單純就字面意涵解讀作者旨意陷阱時，試著稍微想像葉榮鐘寫下《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年代，前幾年的1968年，陳映真、吳耀忠等人才因參與左翼讀書會而遭逮捕判刑，全案牽多達36人。就在出版當年的1971年，更爆發成大共產黨案，被列為首謀的學生遭判刑15年。

亦即，整個臺灣社會直到七〇年代初期，國民黨所高壓確保絕對「反共」的政策，絲毫沒有鬆動跡象，在這樣環境下，葉榮鐘文字對農組、文協、乃至於民眾黨的描述，就算在安全考量下，策略性地選擇「領導菁英錯誤左傾」的單薄歸因，也絕對是可以理解與體諒的。

事實上，選集編者呂正惠教授，在文學卷開頭寫了篇性質類似編者序的〈歷盡滄桑一文人〉，特別提及葉榮鐘在出版《台灣民族運動史》（即《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後不過兩三年，1974年一封與林莊生私人通信中，出現如此字句：「愚對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向無研究可謂一無所知，但對貧富之懸隔與夫特權階級作威作福之可恨則慮之再三。因知此一問題若不能解決，則世界永遠不得和平，社會永遠不得安寧可斷言也。」

讓葉榮鐘坦言可恨的「貧富之懸隔」與「特權階級作威作福」問題，難道反應的不恰恰就是階級問題嗎？由此觀之，當閱讀葉榮鐘政經卷中《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時，自然需要更多反覆推敲與歷史脈絡細節的補足。

葉榮鐘的文字，在那個依舊肅殺的七〇年代中，扮演承先啟後的民間史家角色，提供了一整落既深且廣的歷史線索供後世進一步探尋。但，要真正還原、解釋日殖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的每個歷史關鍵節點，要克服台灣至今依舊瀰漫卻不自覺的「白色恐怖」氛圍，我們需要的或許是更加警覺意識到：台灣社會與個人思想內難以擺脫的「反共」基因，力求超越此先天限制。並且，試著以這樣未受限制的心靈與視野，思索、擘劃著當前的政治、社會運動，勇敢地提出追尋著經濟、社會與政治結構「根本變革」的主張。我們相信，遠方，仍有一條光明的道路，等待著我們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