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光復中學「納粹」變裝遊行所引發的爭議，最終在以色列駐台辦事處與德國在臺協會的關註下，以蔡英文當局公開譴責並刪減對該校的200萬私校補助款，以及該校校長引咎辭職落幕。但風波的停息並不表示問題的解決。整個事件暴露的不僅僅是台灣歷史教育的失敗，以及教育行政人員的失職，更值得深究的是充斥在當前台灣歷史教科書中，導致青年學生產生價值混淆的歷史相對主義，以及背後所隱藏的政治危機。

整個事件導因於新竹光復中學在12月23日所舉辦的校慶活動，其中一個班級學生在負責歷史教學的導師率領下，集體身著納粹黨衛軍軍裝，高舉納粹卍字旗粉墨登場，並將照片發佈在臉書上而引起熱議。Cosplay（角色扮演，costume play之簡稱）是上個世紀八〇年代起源於日本的青少年次文化，扮演的對象除了動漫、影視人物和歷史故事外，還包括偶像團體和職業角色等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台灣早期的Cosplay可追溯至1990年左右，大部分是由同人誌作家、社團所扮演，很少有專門進行的玩家，一直要到2002年在台大舉辦的「台灣漫畫國度同人會」才受到媒體親睞而蔚為風潮。平心而論，光復中學以「歷史中的人物」為主題的校慶變裝秀並非創舉；而青少年誤踩雷區模仿德軍和日軍，甚至組織「國家社會主義學會」宣傳納粹主義，遭到以色列駐台辦事處關切的前例，也所在多有。許多人在網路上發文譴責學生的「無知」，但從該班同學和導師事後所發表的聲明顯示，上述的展演活動是通過集體討論後的共同決定，導師也事先說明了可能引發的爭議。因此，與其說是學生的「無知」，不如說是對歷史事件的「無感」，而這種去脈絡化的歷史理解所導致的「無感」，比「無知」更值得深思。

首先，就形式上而言。法西斯政治美學的特徵就是空洞、高亢與不容分說的感情綁架，通過一種類宗教的儀式性活動將讓群眾不假思索的頃刻捲入，產生集體的歸屬感。這種美學在政治上的運用，是將人們對事物的理解，從意識性的解讀轉移到非意識性的「魅惑」，群眾所關心的不再是形式背後所蘊含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而是形式本身所展現的閃閃發亮的特質。學生在整個展演過程中，雖然通過司儀的口白對納粹主義進行戲謔性的反諷，但從事後自我辯駁的聲明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對形式物件的「魅惑」，而不是對歷史的反省。聲明中表示：「我們只是高中生，我們只是變裝打扮人物……我幹嘛要了解希特勒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我們只是盡力把希特勒的造型，模仿到最像，把跟他有關的東西作出來，讓整個畫面能夠更完整，這不就像在畫一幅美麗的畫嗎？難道畫希特勒的像也要被羞辱嗎？」正是這種去脈絡化的政治美學的最佳詮釋。

希特勒曾經說過：「軍服一定要帥，這樣年輕人就會義無反顧地投軍效勞。」納粹黨衛軍的制服在德國知名時尚品牌Hugo Boss的創始人的操盤下，被公認為是有史以來最漂亮的軍裝。「比起平民化、縫工也較為粗陋的美軍制服來說，黨衛軍（SS）的制服緊身、筆挺、風度翩翩 , 包括手套、皮靴等，處處體現和助長著把對方視為次等動物繼而加以滅絕的優越感，甚至成為行使暴力的依據。」納粹秘密警察頭子希姆萊就承認，正是青年衝鋒隊（SA）的制服在視覺上的美感吸引了他，才促使他加入了納粹。

其次，導致青年學生對法西斯主義反人類暴行無感的因素，還有一個更為深刻思想的根源。過去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體現在歷史教科書上對全球反法西斯鬥爭和對日抗戰勝利的主流敘事，大多只圍繞在中華民族如何經過八年的浴火抗戰取得勝利，從而解救台灣同胞的層次。對於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反帝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英勇事跡甚少提及，更遑論對法西斯主義（特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批判和清理。這種將台灣視為歷史事件中被動的客體，回避二戰期間同盟國與軸心國兩大陣營在思想與價值上對壘，同時為了維護美日同盟為代表的東亞冷戰反共軍事安全體制，而忽略對日本殖民統治清理的歷史敘述，恰恰提供了杜正盛「同心圓史觀」（以台灣作為歷史敘事主體）進行價值混淆的歷史前提。

這種以個人作為認識主體再不斷向外延伸的「同心圓史觀」，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多元論，帶有一定程度歷史相對主義色彩，最終必然導致道德虛無主義的後果。這種觀點認為歷史的解釋不可能像自然科學一樣具有客觀性，每個人作為歷史認識的主體，都帶有不可避免的傾向和偏見，不同的歷史學家從同一材料中可能會得出顯然不同的結論。因此，他們不但否定事實真理，甚至否定客觀價值真理的存在，認為價值是認識主體對於客體的評價，是由客體和主體共同決定的。不同的客體對同一主體有不同的價值，同一客體對不同的主體也有不同的價值，所以價值具有相對性，任何脫離主體而單獨客體的價值毫無意義。相對主義是一種詭辯論的哲學學說。它的主要特徵是片面地誇大絕對運動而否認相對靜止，抹煞客觀事物的規定性，取消事物之間的界限，從而在根本否定事物的客觀存在。它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相對的、主觀的、任意的，取消了真理和謬誤的客觀標準，為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大開方便之門。

因此，當教科書中歷史敘事的主體，從「中華民族」為中心轉移到虛構的「台灣民族」時，到底戰爭時期的「台灣」是歸屬於戰敗的軸心國的陣營，還是戰勝的同盟國的陣營就產生混淆；到底是該哀悼「終戰」？還是歡慶「光復」就出現錯亂，其結果就是在戰爭責任的歸屬上，將侵略者與反侵略者、殖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道德界線模糊化。學生在聲明指出：「抗日戰爭台灣死了那麼多人，女人被送去當慰安婦，那總統未何沒震怒，為何沒修理日本，反而我們學生這種小小的學校變裝活動，被你們修理被你們攤在電腦中霸淩。」恰恰是對同心圓史觀的質疑，踩了蔡英文當局的痛腳。

長期以來，台灣當局不但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暴行的失語，甚至為日本殖民統治塗脂抹粉，卻在國際的壓力下對納粹德國採取嚴厲批判的態度，不正是這種歷史相對主義具體表現？而這種認為我們可以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根據自己的主觀以及時代的需要重新詮釋歷史，不正是充斥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和社會生活當中的主流論述？是由我們整個社會所提供？如果蔡英文當局在520就職大典的Cosplay展演中，可以任意地剪裁、拼貼、扭曲的詮釋台灣發展史，那麼我們有何顏面指責學生對歷史的無知和無感？學生只不過是對成人世界的模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