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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遺跡今昔 (網路圖片) |
一百年前，革命的滾滾浪潮衝擊著古老的中華大地，歷經黃花崗起義、保路運動、武昌起義的浪翻波連，終於匯成了辛亥風雲，中國從一個專制帝國快步邁入共和體制。在武漢、廣州、成都、上海……眾多的場域、建築、文物見證了那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
一百年前的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黃興率領120餘名敢死隊員從這裏出發直撲兩廣總督署，發動了同盟會的第十次武裝起義——廣州「三二九」起義。起義後，72名烈士的遺骸被收葬於廣州東郊黃花崗，這次起義因而又以「黃花崗起義」著稱於世。
如今，小東營5號已是「廣州三二九起義指揮部舊址紀念館」，館內擺放的一對巨大的石獅子，當年立於清兩廣總督署大門前，它們身上的23處彈痕彷彿還在向世人講述著起義當天悲壯的一幕。
指揮部舊址的整座建築被完好地保護起來。五年前，廣州市政府撥專款對指揮部舊址進行了維修保護，在「整舊如舊」的原則下，翻修屋頂，更換部分瓦件，修補青磚牆復原舊貌，缺失的門窗屏風等採用傳統舊構件替補。
百年時光的磨蝕、大規模的城市開發建設、複雜的歷史變遷，給辛亥遺跡保護帶來挑戰，如何在全新的城市佈局中保持遺跡的完整性和獨特性，是政府規劃和建設部門面臨的共同課題。
案例二：孫中山大元帥府舊址
廣州市著名的孫中山大元帥府舊址長久以來，被周邊越來越多的民房重重包圍，而隨著珠江南岸的填充和建設，孫中山先生曾經使用過的大元帥府碼頭不復存在，此後建成的江灣橋及其引橋，更給元帥府景觀的整體性造成了破壞。
有鑒於此，廣州市規劃部門於2004年組織編制了《孫中山大元帥府及江灣橋頭城市設計》，提出在江灣橋兩側建設東西兩個綠化廣場，以掃清大元帥府的視野景觀，同時提出了拆除江灣橋東引橋、恢復大元帥府歷史環境的建議。
2010年廣州亞運會前，這一方案得到執行，孫中山大元帥府附近實施了拆遷和廣場建設等工作，江灣橋東引橋也被拆除，大元帥府從而與濱江廣場連為一體，重新恢復了當年「開門見江」的歷史風貌。
作為辛亥革命的首義之城，武漢的辛亥遺跡眾多，「起義門」、辛亥首義烈士墓、黃興拜將台等傳承百年的舊址，如今都得到了妥善的保護。
在武昌紫陽湖畔、湖北省總工會院內的一個潔淨的小廣場上，有一座刻有「辛亥武昌起義工程營發難處」字樣的紀念碑。一百年前，就是在這裏——湖北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駐地，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從而點燃了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
上世紀八十年代，武漢市政府在此立碑紀念。多年來，湖北省總工會通過不斷栽樹、種草、修圍欄，嚴格保護這片歷史古跡。如今，這裏環境清幽，綠草如茵，已經成為周邊居民休憩、散步的好地方。
武昌紅樓是武昌起義成功之後，起義軍宣佈成立中國第一個比較完備的共和政權即湖北軍政府的舊址，1981年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時被闢為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為了迎接辛亥革命百年，這組位於武昌蛇山南麓、首義廣場北端的百年建築經過半年多的閉館維修後，重新對外開放。
重新開放的紅樓以「鄂軍都督府舊址復原陳列」為主，主樓都督府會議廳、外交部、參謀部、軍務部、軍事會議廳等，均按原貌復原陳列，西配樓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史跡陳列」，則以近400件展品全景式地展現了武昌起義的歷史。
在中國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位於中華路581號的小南門鐘樓既是辛亥上海起義的信號樓，也是上海迄今僅存的近代消防建築。辛亥革命爆發後，陳其美等在上海決定響應。1911年11月3日，以小南門救火聯合會鐘樓鐘聲為信號，上海商團各部、敢死隊等聚集南市，宣佈發動上海起義。
2000年，小南門鐘樓在寸土寸金的黃浦區被登記為不可移動文物。2010年，整整100歲的小南門鐘樓迎來第二次維修。鐘樓的塔座、鋼架都經過混凝土修補、整固，又恢復了昔日的雄姿。
百年前風起雲湧的四川保路運動，被史學界公認為辛亥革命的先聲。建於1913年、位於成都的「辛亥秋保路史事紀念碑」，就是當年川路總公司為了紀念保路運動中犧牲烈士而修建的紀念建築。新中國成立後，這座紀念碑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妥善保護。如今，來成都的遊客，不少仍會到這座紀念碑下停留，懷想當年的歷史事蹟，緬懷先人。
「四川保路運動史事陳列館」位於紀念碑的對面，這是一座民國時期的兩層建築，2008年，紀念館經過改建後向遊客免費開放。如今的陳列館共有6間展廳，展出相關圖片百餘幅，實物複製品70餘件，文字約20萬字。
時光雖然穿越了一百年，但遍佈各地的辛亥重要文物和遺跡在不斷的城市建設和改造中依然屹立。它們告訴每一個中國人，這裏曾經創造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