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方遠

「對我而言的陳映真」這個篇名在腦海裡蘊釀已久，沒想到擱到了與陳映真送別之時才落實。

從陳映真2006年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講學期間中風算起，整整臥病了十年，也整整沉默了十年。這段日子，流言蜚語四起，有他過去在意識形態上的敵人片面宣稱已經和他「和解」了，也有台灣文學研究界的「大老」宣稱他被中國共產黨「軟禁」在北京。最常聽到的，就是很多人誤以為他早已經不在人世間了，比如9月底藍博洲在北大的講座上，一位聽眾起身提問，一開口即云：「陳映真雖然已經過世了……」。在他過世的消息傳到兩岸三地後，各種惡毒的傳言更是不絕於耳，台港媒體說他「客死他鄉」、「未能落葉歸根」，一位作家發文說「實際上他已經成為統戰的人質了」。

而這十年，恰恰是我思想變動最為劇烈的階段，從過去一個「忠黨愛國」、言必稱大陸為「共匪」的政治早熟者，開始反省、追索被政治與歷史迷霧所遮蔽的台灣左眼。這個過程無疑是痛苦的，等於是否定了自己過去所有的認識。還記得痛苦的開端，是讀大學後的某一天回到高中母校，一位老師關心起我的近況，隨後從他座位旁的書架上拿出1991年第一版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要我回去好好的閱讀。

現在回想起來，陳映真為《幌馬車之歌》所寫的序文〈美國帝國主義和台灣反共撲殺運動〉，應該是我讀到他的第一篇文章，「陳映真」這個名字也開始成為我的重點關注。後來我如饑似渴地到處蒐羅他的作品，除了已經輯結成套的十五卷本《陳映真作品集》與六卷本《陳映真小說集》（外加一卷《陳映真散文集》），我特別留意他分散在兩岸三地不同刊物上的雜文、評論文，以及他為不同作者所寫的序文。這些文章儘管主題不同，但內在的邏輯與脈絡卻是嚴謹而貫通的，促使世界觀正在變動中的我，不斷思考著自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人民的反抗、白色恐怖肅清對於當下的意義，同時也慢慢地體會怎麼通過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理解我們所處時代與環境的政經結構，當然還包括了外來的宰制力量，是如何制約著中國兩岸的前途與發展。

我從來沒有見過陳映真本人，但在思想轉折與成形的過程中，卻又無時無刻不感覺到陳映真以他敏銳而清晰的洞察力，在一旁不斷地推著我往前進。2012年《幌馬車之歌》在法律出版社出了大陸版（此前還有台海出版社的版本，但市面上流傳不多，少為人知），拿到書的第一時間，我驚訝地發現陳映真所寫的序文被拿掉了，書腰上反而多了梁文道與張鐵志等人掛名推薦。後來通過管道向出版社詢問此事，編輯的回覆是：「因為大陸讀者對陳映真並不熟悉，所以……」。我並無意給編輯找碴，也沒有資格與立場，這個提問大概反映了陳映真對我所產生的與日俱增的影響力。那位編輯的說法，也恰恰體現了兩岸之間思想的微妙變化，共用著某種拒斥歷史與反省的價值觀。

一個人所發揮的影響力，不僅僅來自於思想的巨大拉力，應該還包括了情感的積累與張力。我雖然沒有見過陳映真，但是一個又一個在陳映真摯友、「毒蘋果」詩人施善繼先生（我們都叫他施大哥）家裡客廳與餐廳暢聊的夜晚，話題除了作家、咖啡、同志與友人之外，施大哥總有意無意地提起他們一家與陳映真一家的來往，稀鬆平常的生活點滴，料理、藏書與唱片。看到他面露出的表情，我知道他又想念起了遠行的「陳大哥」。我們每次都在施大哥家裡蹭到午夜時分，但他總越來越起勁，彷彿他口中的「陳大哥」就坐在我們身邊。從他的言談中，也能感覺到他深深地企盼著有一天「陳大哥」還會回到中和，並按下他們家的電鈴。我想，我也是這樣在期待著。

今年4月陳明忠先生回憶錄《無悔》新書發表會在北京台灣會館舉行，會場上見到了久違的趙遐秋老師。在同行友人的引見下，終於第一次見到陳映真的夫人陳麗娜女士，我緊張到忘記開口問陳映真的近況，也忘了要求與她合照。印象深刻的是，陳夫人氣色很不錯，我在心裡也估量著陳映真一切安好。

大部分的人對陳映真的認識來自於小說。有的人認同他的文學，卻反對他的政治；有的人熱愛他的文學，卻避談他的政治。而我則與此相反，先廣泛地閱讀了他的政論文章，接著才連續讀了小說。如此的接近陳映真之路，絕非刻意的安排，而可能是順著思想轉折軌跡的自然前進吧。

2004年秋季林懷民《雲門舞集》公演《陳映真‧風景》前，陳映真為之寫下了「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著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我認為這段話背後的精神與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相通的，也就是文學要「為人民服務」。陳映真自己相當清楚，寫小說對於他的作用與意義絕對不是「為文學而文學」的虛無飄渺。2004年他在接受香港《文學世紀》的訪談時即明言：「寫小說目的很簡單，就是宣傳，宣傳一整代足以譴責眼前犬儒主義世界的一代人。小說的藝術性就是為我的思想服務。我公開承認我是一個意念先行的作家，我公開承認我是一個文學藝術的功利主義者，我公開認為文學是思想意識型態的宣傳，我並不以此為恥，問題是你寫得好不好」。

文學／小說是陳映真介入現實、雄辯其思想立場的方法，而不是目的。就如同施善繼所說：「只選擇閱讀陳映真的小說，避拒他的文論，只有管窺難照全豹。可以唯讀魯迅的小說，而不碰觸他心力交瘁的巨量雜文？」（〈毒蘋果札記：冷箭〉，2011年7月9日）我也認同文學的力量容易讓人親近，但接受文字卻又拒絕思想，如何夸談對於作家的喜愛，又或只能矯情地說出「他的作品價值不應以政治歸屬和私人生活來評斷」之類的話，反而更加證明了陳映真的思想、政治與立場是不可能繞過去的大山。

我是文學門外漢，沒辦法套用高深的文學理論解讀陳映真的作品，更無力字字句句加以推敲。但是在閱讀陳映真小說過程中，所感受到他對於市井小民的深切關懷，以及對於跨國公司的有力控訴，都是難以忘懷的，啟發了讀者的階級視野。曾聽王曉波老師提過，1980年代中後期，有一次他與陳映真等人在他家頂樓討論了一整天，基於當時中國大陸的發展路線以及海外的情勢，台灣的社會運動應該要「左先於統」還是要「統先於左」，也就是應著重強調哪個目標來號召群眾，才能壯大成事。後來在林書揚與陳明忠等前輩的主張下，並舉「統」與「左」兩面大旗，也就有了工黨／勞動黨與中國統一聯盟的成立。（筆者註：這一段感謝王曉波老師與毛鑄倫老師的補充、指正。）將陳映真的政論與小說結合起來，其實就能明白「統」與「左」對於作為中國有機組成部分的台灣來說，必然是一致而互補的，解決民族統一以及台灣社會矛盾的問題，是在一組具有共生關係的命題，也就是林書揚先生所言：「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這是包括陳映真在內的這條「統左／左統」路線，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思考所總結出來的政治抉擇。

對我而言的陳映真，無法以「作家」、「小說家」或「文學家」等頭銜為其概括，他就像他的同志一樣是一位義無反顧、理直氣壯的實踐者。他關心台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與「老同學」參與了台北六張犁棄葬區的發掘，並寫下報導文學作品〈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以及劇本《春祭》。他關心台灣的工人，2002年台灣華隆紡織女工邱惠珍，為了抵抗官方與資方的聯手打壓，服農藥自殺，倒在工廠門口之前，陳映真聞訊後憤怒地寫下生前唯一一首詩作〈工人邱惠珍〉：「讓妳的死鞭打我們吧，斥責我們吧，教育我們吧，好叫我們變得更堅強、成材」。他關心第三世界的弱小民族，翻譯了聶魯達的詩作〈獻給黨〉：「您使我看見人世的光明，也看見人類幸福的可能。您使我堅不可摧，因為與您同在，我雖死猶生」。他關心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東亞兄弟，翻譯了韓國牧師文益煥的詩作〈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也許我們要在馬路上翻筋斗；在平壤街上擁抱著打滾，把壓迫者強加於我們的神話，不同意識型態與社會制度的各種偶像，統統砸個稀爛！」。他關心回歸前後的香港同胞，在台灣出版了杜葉錫恩（Elsie Tu）的《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並為之寫了長序〈傾聽充滿正氣和洞見的聲音〉：「在舊殖民地時代中與殖民勢力合作的買辦精英，則在極端反共意識形態統治一切的時代，不僅得以延命，而且與新殖民主義外國主子和其國內的代理人相溫存而輝煌騰達」；香港回歸祖國那一年，他策劃了「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滄桑」照片展，與曾健民先生對談〈從台灣看香港歷史〉；回歸之後，他親歷「七‧一遊行」，寫下〈在香港看「七一」遊行〉，義正詞嚴地指出：「人們必須對民主主義從新定義──強調社會正義，經濟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會壓迫下爭取自由，從而把『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和旗幟，從偽善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到廣大民眾的手中」。他更關心動蕩之下海峽對岸的祖國親人，1989年以他一貫的關懷在《人間》雜誌發表〈悲傷中的悲傷〉與〈等待總結的血漬〉；2001年他組織了一組文章，題曰：《因為是祖國的緣故……》，體現了他對於變遷中的中國大陸發展方向的思索。

不只勤於伏案筆耕，他同樣站在台灣街頭運動的最前線。徐復觀先生稱陳映真為「海峽兩岸第一人」；他也參加胡秋原先生的《中華雜誌》，為其撰稿，並且一同參與了中國統一聯盟的籌組，任首屆主席。在統一運動陷入低迷之際，1990年率領中國統一聯盟參訪團訪問北京，受當時總書記江澤民接見。

除了眾所周知的《人間》雜誌之外，他成立了人間出版社，在陳映真的主持下，秉持四大出書宗旨：「1.理性認識台灣社會性質的社會科學叢書；2.整理被湮滅的台灣史料，還原台灣史真實面貌；3.正直進步的台灣先賢傳略集；4.揭破國家機器偽善面具的報告文學與創作」。發行了舉足輕重的《台灣政治經濟叢刊》、《台灣社會性質論叢刊》、《台灣史叢刊》、《台灣現當代進步人物叢刊》、《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美國體系研究》等系列，成為與台獨論戰最為有力的思想彈藥。早在與龍應台進行「文明與野蠻的辯證」之前，陳映真即與陳芳明有了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辯論，他致力於台灣社會性質的研究，與曾健民等同好成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並在2006年離開台灣以前，把他的孤獨與痛苦轉化為動力，全心全力投入《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編輯。

這些都是小說以外的陳映真，是台灣社會不願面對且拒絕接受的陳映真，但卻是實實在在、擇善固執的陳映真。陳映真堅守信仰與立場的執拗（例如他拒絕將手稿交給位於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從而導致社會對他的誤解與不諒解。但是他所有的文字與行動，不就是完全破除說他「只統不左」或「未能瞭解島嶼人民普遍的獨立之情感」等惡意曲解最為有力的明證嗎？不正是突顯了台灣、乃至於兩岸主流思想氛圍「不以荒謬為荒謬的荒謬」嗎？

陳映真曾如此寫道：「在這『冷戰──內戰』雙重體制的衰亡歷史中，如果沒有台灣內部有意識地在歷史學、社會科學、文藝和文化上對荒廢、黑暗、充滿歪扭、暴力、謊言與恐怖的台灣戰後史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清算，則冷戰與內戰的幽靈、美國扈從主義和次法西斯蒂的亡靈，就不會自動消失」。這段話濃縮了陳映真一生志業的奮鬥與努力，也提醒著他所熱愛的兩岸中國人民，特別是被美國改造之後的台灣，應該一同奮力打破由於「雙戰結構」與「分斷體制」造成的「近親憎惡」悲劇，進而「將反思進一步發展為對當前中國社會實然的本質之科學的、具體而深刻的研究，探索祖國前去的方向，而蔚為一個新的思想和社會科學的運動，才能有效地斬斷美國意識形態支配複雜而頑強的機制」（陳映真：〈台灣的美國化改造〉），重新將台灣問題拉回中國問題的框架之中，與此同時也重拾第三世界的視野與關懷。

陳映真過世的隔天，見到了施善繼大哥與夫人曾淑霞女士，她跟我說：「在各個地方，都有受陳映真影響的人」。我深以為然。我認為不必要給陳映真加上種種的前綴修飾，興許他也反對這樣的作法。

對我而言的陳映真，是一位令人感到幸福的長輩、前輩。他曾在一篇短文〈關於陳映真〉中如此評價、期許自己：「他是一個並不激越的愛國者。他愛他的國家，因為他知道：中國有一天一定會成為一個又謙遜、又勇敢，決意為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的幸福做出相當貢獻的國家。陳映真說，他平生最大的願望，是做一個平凡而胸襟坦闊、脊骨挺直的中國人。」 這一段感動的告白，我想不只是陳映真，而是這條路線上的前輩與同志所有人良善的願望。也是我以他們的思考為線索，繼續地大步往前走的動力。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6年11月26日；2016年11月29日增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