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一位候任美國總統像川普一樣,可以繞過華府外交體系的職業官僚,單憑著在社群網路上的三言兩語,就把全球主流媒體的政治評論家吊得七上八下,最後還得由現任總統歐巴馬出面緩頰。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話曝光之後,儘管輿論界一片嘩然,外交界人士也努力滅火,但喜歡在推特上竄下跳的川普似乎無意就此罷手。12月11日,在接受美國《福克斯周日新聞》(Fox News Sunday)採訪時,川普說「他完全理解一個中國政策,但不明白美國為甚麼必須受制於一個中國政策,除非美中就貿易等議題達成協議。」從上個世紀七〇年代以來,質疑「一個中國」政策的歷屆美國總統所在多有,但直接挑明將以台灣問題作為籌碼的,恐怕只此一端。
各方的反應可想而知。全球各大媒體紛紛指責川普在外交上的無知和魯莽,踩踏了中美關係四十年來的默契與紅線;北京當局嚴肅的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和各國發展關係的前提和基礎。「如果這一基礎受到干擾和破壞,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和在關鍵領域進行合作就無從談起」;德國總理、法國外長和澳大利亞外長均在第一時間跳出來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並指責川普的言行將危害各國的利益;美國總統歐巴馬更親上火線,在年終記者會上警告川普不要挑釁「一個中國」原則,並建議川普在與各國政府展開互動之前,應先聽取幕僚團隊的簡報,充分掌握未來的機遇和潛在的陷阱,以便做出更好的決策;只有台灣當局的反應最為糾結,在竊喜之餘也不免神傷,原來,半個多世紀以來為美國人的鞍前馬後,換來的只是在中美貿易談判上的秤斤論兩。
如果我們認為,川普一連串挑動中美關係敏感神經的發言,只不過是一個政治新手的技術性錯誤,那恐怕是過於天真。川普是一個精明幹練的現實主義者,商場上翻雲覆雨的歷練,他當然知道美國國家利益之所在。將兩岸關係視為北京當局的軟肋,攻其所必救,無非是要以台灣問題作為支點,加大籌碼,以便將來與中國在談判核心問題時交換利益。概括川普在競選期間的言論,基本上是以恢復美國經濟和製造業的就業率為核心,矢言「讓美國再一次偉大」。環繞著這個中心點,川普一方面對體現利益妥協色彩的多邊貿易協定(如TPP、NAFTA甚至是WTO)嗤之以鼻,揚言以更強硬的雙邊協定取而代之;一方面要在地緣戰略上進行財政緊縮,要求日韓等盟國分擔防務經費。一般估計,川普在就任後可能會重拾雷根總統「實力外交」的亞太戰略,運用一些地緣政治的戰略利益來交換中國在經濟方面,特別是在貿易平衡上的讓步。
但是,這世界並非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客體化作為商品,可以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台灣問題事涉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海峽兩岸的隔離分治,既是上個世紀中旬中國內戰尚未解決的問題,也是百多年來中國飽受西方列強與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的象徵,挑戰國際社會行有多年的「一個中國」原則,就是挑戰14億全體中國人的歷史情感,也勢必挑動北京當局敏感的神經。川普將中美關係簡化成貿易談判或政治交易,恐怕是一個危險的誤判。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外交關係學者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就表示,中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僅僅是為了保持中美外交關係的關鍵所在——也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存在。自中國共產黨上台執政以來,堅持抵禦外國干涉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不可能在台灣問題上退縮。她認為,中國更可能讓中美整個關係惡化,來展現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
許多人都認為,川普就任後終將為美國強大的官僚傳統所馴服,卻忽略了川普的當選早已說明了「圈內人」精英政治的不被信賴。冷戰時期,為了對抗蘇聯,美國政府在外交安全領域的權力直接集中歸總統掌管,國務卿的權力被大幅削弱。產生此一變革的關鍵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1947年,為了整合美國的軍事力量,改進軍政關係,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家安全法》,其中規定了「國家安全會議」的設立。國安會由總統直接領導,其成員包括副總統、國務卿、司法、財政、國防部部長、參議院聯席會議主席和情報頭子等等。國安會的成立,削弱了各部部長包括國務卿的獨立性,同時也提高了美國外交安全政策的專業化水平。在國安會機制下,雖然總統是最終決策者但卻不能自行其是,必須依靠情報、外交、國防各部門提供的分析和建議才能作出決策。其中,熟悉各個政策領域的常任文官和專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通過政策咨詢和設計,這些常任文官通常能夠實際上影響最終決策。因此,儘管歷任美國總統在上台時都鼓吹要改變中美關係,但他進入白宮後仍然不得不回到常規軌道上來。中美關係40多年來基本保持穩定,這種專業化、多元化的決策機制是一個重要背景。
問題是,再能幹的官僚只有透過制度的權威才能運轉,如果有人跳脫體制,甚至刻意挑戰體制,那麼整部官僚機器除了癱瘓,也只能相適應的為其背書,別無他途。川普當選以來的出格言論,與其說是對美國傳統政策過程的缺乏瞭解,不如說是他對美國外交安全領域決策機制的蓄意顛覆。傳統上,在涉及中美關係這種重大的外交安全議題上,美國總統只有在經過國務院和國家安全會議的反覆磋商後,才會通過國情咨文或重大的國際場合進行表態。但是,川普當選後短短的一個月,先是打破慣例接聽蔡英文的祝賀電話,並通過社群媒體的放話將其上升到外交事件,接著又公開挑戰「一個中國」原則,說明了他對傳統「圈內人」決策機制的不信任,意圖通過社群媒體的民粹操作,甩開傳統的外交安全團隊和政策渠道,直接升高對抗,迫使美國的外交安全體系為其背書,從而達到改造美國外交安全方針和機構的目的。
川普把台灣問題看作是中國的軟肋,試圖用台灣問題和中國進行討價還價。這種典型的商人思維方式有可能會讓中美兩國關係徹底失控。對此,美國國務卿克里抱怨,如果川普要對重大外交問題發表看法,可以向國務院徵求意見和材料,紐約時報甚至建議乾脆接管川普的社交媒體賬號,恐怕都是對川普意圖的嚴重誤讀和輕蔑。隱藏在這些不符常軌的「推特外交」背後,既非粗魯不文也非無知輕率,而是川普要發動的體制革命的前兆。這次革命可能終結戰後美國國家安全的傳統政策,同時也將深刻的影響中美關係的發展,甚至引領著全世界進入一個在戰略層次,全面不確定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