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個月在推特隔空點名英國獨立黨黨魁法拉吉（Nigel Farage）出任英國駐美大使，而遭到英國政府斷然回絕之後。作風強悍，從來不按常規出牌的美國候選總統川普，最近又有驚人之舉。正當美國老牌外交謀略家季辛吉自以為「銜命」前往北京傳遞信息，信心滿滿的表示：「推動美中關係持續、穩定、更好地發展，也會是美國新政府的期待。」數個小時之後，華盛頓與台北的一通越洋「恭賀」電話，卻狠狠地讓他栽了一個跟斗。沒人知道川普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但也沒人天真的以為他是一時興起。此舉，非但挑戰了中美關係近四十年來的外交默契與紅線，也無異於間接宣布「季辛吉時代」以及他從1972年以來一手擘劃的美國東亞「和平共處」戰略的結束。

季辛吉，這一位被北京暱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外交家，向來都是美國「現實政治」的旗手，迄今為止都堅信中美關係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是世界秩序的穩定器。作為一個在德國出生的猶太裔美國人，童年時期遭納粹主義迫害的經驗，以及師從梅特涅「維也納體系」以來的歐洲古典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奠定了他的「均勢理論」外交信念。他始終認為，和平並非一國外交政策之目的，國際體系的首要目標應當是穩定而非和平，而穩定總是與均勢聯繫在一起的，沒有均勢就沒有穩定。因此，在一個複雜多變的世界上，美國應該以均勢和實力作為外交決策的依據，以均勢來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1972年，他在訪問巴基斯坦的宴會上，佯稱腹痛需要退席休養，卻戴著墨鏡和大檐帽直飛北京，一手打開中國大門，開啓了「聯中抗蘇、以臺制華」的戰略轉移，就是他的「均衡理論」的體現。

上個世紀六〇年代末，有鑒於美國綜合國力衰退、美元黃金匯兌體制日趨崩解、美軍深陷越戰泥沼，加上國內反戰運動日囂塵上。剛剛在華盛頓外交圈登台亮相的季辛吉，就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在世界權力格局中的位置，並精準地掌握到中蘇之間的矛盾，以及中國傳統「遠交近攻」的戰略思維。他認為，當時中國大陸的外交目標是制約蘇聯迫在眉睫的威脅，這與美國試圖擺脫越南戰爭造成的窘境，集中力量遏制蘇聯的外交目標有相當的一致性。因此，他以自己的均勢理論為指導展開秘密外交，促成尼克森和中國領導人的歷史性會面並發表《上海公報》，打開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大門。「均衡理論」不僅讓美國在東亞地區減少了一個潛在的勁敵，提供了美國喘息的機會，也利用中美關係作為槓桿，成功地推動美蘇之間簽訂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並確認了以「和平共處」、「緩和」作為兩國關係的指導原則，為美國最終獲得冷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蘇聯解體後，戰後主宰國際秩序的兩極格局全面崩潰，世界秩序進入了一個全面盤整的新時期。當美國華盛頓環圈與國際關係學界正在熱絡的倡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及形形色色的一元單極的後冷戰世界格局之際，被迫退出華盛頓權力核心的季辛吉仍然一如既往，從其一貫的「均勢理論」視角，勾勒出一個向多極化發展的權力態勢。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書中，季辛吉認為，美國作為冷戰勝利的一方，其特殊的地位毫無疑問是其他大國所無法俾倪，但不同以往的是，冷戰後的世界秩序是一個美國既不能撤出又不能主宰的世界，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他認為，21世紀的世界格局將存在著一組相互矛盾的現象：一是「全球化」。通信科技的發達，加上諸如核武器擴散、環境、人口爆炸以及經濟相互依存等一系列問題，只能在世界範圍內予以解決，國際關係第一次真正地實現了全球化；另一個現象是「碎片化」，作為冷戰時期被壓抑的「民族主義」再度崛起，它將至少包括了六個主要的區域強權：美國、歐盟、中國、日本、俄羅斯以及堀起中的印度和各種各樣的中小型國家。相較於冷戰初期，美國並不俱有強大到足以單方面決定全球事務的實力。也就是說，美國的權力雖然強大，但不足以建立霸權，新世紀的國際秩序只能和過去的幾個世紀一樣，在相互競爭的國家利益的調和均勢中產生。美國必須學會在均勢體系中運作，不管有多麼的心不甘情不願。

近半個世紀以來，指導美國華盛頓環圈東亞戰略的弄潮兒，不外乎是從地緣政治出發的布里辛斯基，以及一貫主張均衡原則的季辛吉。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有較多的意識形態色彩，認為世界的興亡維繫在一個強大的、自由的、民主的美國身上，意圖延續和鞏固美國一元單極的強權地位；後者有更多的現實主義考量，主張超越意識型態的鴻溝，藉由地緣政治力量平衡的誘因，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秩序中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取得更大的主動權。撇開這種在路徑上的差異不談，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在於都是為美國國家利益的極大化而服務。客觀來說，雖然季辛吉將美國的地位定義為全球均勢格局中的一員，但美國的角色仍然是地緣政治均勢的謀劃者和操縱者，起碼維護了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問題是，這種從現實主義出發的直言不諱，恰恰碰觸了川普的痛腳。「使美國再次強大」的競選口號，相當程度是川普之所以能夠突破民主和共和兩黨「圈內人」精英政治的圍剿，直接召喚失落的中產階級和底層白人支持的利器。隱藏在這句話背後的憯台詞是「美國正在失去昔日榮光」——基礎設施破敗、製造業工作機會大量流失，以至於「在過去 7 年有超過 1400 萬美國人離開勞動力市場，勞動參與率是自上個世紀七〇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計時工資和周薪甚至低於1973 年」。川普直觀的認為，導致美國「不再強大」的原因，恰恰是日漸崛起的中國：正是中國吸走了美國的製造業資本，從而把美國從第一製造業大國的地位上擠了下去；正是中國操縱貨幣貶值，廉價傾銷貨物，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中國在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的快速發展，是最有可能在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上趕超美國，而使美國變得不再是「最強大的國家」的主要威脅。歸根究底，導致美國面臨當前困局的原因，恰恰是拜「均衡理論」所賜，如果不是在地緣政治上的軟弱和利益妥協，美國當不至於落至今日的窘境。季辛吉難辭其咎。

因此，在川普「美國優先」的指導思想下，不管是在經濟事務上的「多邊主義」（如WTO、NAFTA和胎死腹中的TPP），或是軍事領域上的「集體安全」（多邊防禦協定），只要涉及地緣戰略均衡而被迫進行利益妥協的現行秩序，都要改變，都要拋入歷史的垃圾堆。唯有如此，強大的美國才能回到1972年以前，那個作為「自由、力量和繁榮的世界燈塔」的美好的昔日。在那個美好的日子裡，沒有中國威脅，也沒有季辛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