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立本

（本節續前期）吳錦翔面對兩次大震盪，村人們卻無法感受。村人也因此全然不能觸及、感受、理解吳錦翔之所思，故當吳錦翔維持基本道德底線而墮落，村人們理所當然地稱他為「愚誠」。

吳錦翔死前兩個半月，在那場席筵上說出了使得大家都從笑笑轉而「噤著」的吃人的事。爾後，事情傳遍了，吳錦翔到處遇見異樣的眼色，學生們談論著，婦女們在他的背後竊竊耳語，課堂上的學童都用死屍一般的眼睛盯着著他。然而－村人們本來就是這樣面對奇談的。

終於，吳錦翔看見村人們「鑼鼓迎著三、四個披著紅緞的青年走出山村去了。家族們穿著花花綠綠的衣服，簇擁在後面」的過節似的景致。鑼鼓聲不僅是勾起可怕的戰爭記憶的鑼鼓聲，使他「感到一陣空虛，無意義地獨自笑了起來」，鑼鼓的聲音逐漸遠去，還是朝著民族內戰而去的。當初興奮地問著「健次他們呢？」的人們，已經遺忘了或者不曾記憶戰爭，當然也無法理解這新一次戰爭的意味。，母親的哭聲在入夜時沉默了。「那天夜裡有極好的月亮，極好的星光，以及極好的山風。但人們似乎都不約而同地提早關門了」吳錦翔無法觸動村人，而吳錦翔在村人眼中終於也不重要。

小說家橫眉冷對，冷冽觀看村人的「愚而不安」，嚴肅甚至是嚴厲地要求讀者思索人們何以致此？陳映真質疑人眾何以即將縱容再次戰爭、允許自己恐懼的人吃人發生在自己身上？這大大的悲哀，或許是吳錦翔死的時候白蠟一般的臉上顯露著的「一種不可思議的深深懷疑的顏色」的質問。

陳映真對於山村的整體敘事，是以陰暗方式描繪滑稽，從而帶有足令讀者反覆反芻的韻味。但若把吳錦翔與村人合起來讀，即把小說整體讀為陳映真的思想之所向，則我們也會讀到悖論式的缺陷：不可得的群眾。

相較陳映真在〈鄉村的教師〉三十年後所寫的報告文學〈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其中的農民群眾素樸而熱情且犧牲，吳錦翔的村人卻沒有革命動力。顯然陳映真此時尚無法妥當設想「革命群眾」，也無法設想自身如何與群眾接上。這帶來的問題是，即使吳錦翔要繼續設想他的改革╱革命，他面對的不僅是同伴們消失於1950年代白色恐怖，也缺乏妥當的革命主體－群眾。因此，吳錦翔的樂觀與熱情崩毀，他的頹然無助，他的邁向死亡，也因於村人們無法妥當地承接吳錦翔。那麼我們就不是將吳錦翔的「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視為陳映真自己「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卻是，由崩壞本身發生的源由，鏡出陳映真的思想。

深深懷疑的顏色

吳錦翔死後隔日，太陽應當還是從山坡後面的斷嶺昇升起來，清晨的霧還是悒結在坡上、田裡和長而懶散的村道上，午後，太陽也是依舊炙人，依舊照在農人的褐黑色的背上。村人們或許還多了個嚼嘴的材料－那個吃人肉、病悒了的小學教師吳錦翔。還或許，開始談論甫上前線的村中青年們的軼事。這真是〈鄉村的教師〉暴露的悲哀。

陳映真在〈鞭子與提燈〉證實了吳錦翔的思維帶有當時陳映真自身思維的成份：

隨著年歲的增長，這本破舊的小說集（按：《呐喊》），終於成了我最親切、最深刻的敎師。我於是才知道了中國的貧窮、的愚昧、的落後，而這中國就是我的；我於是也知道：應該全心去愛這樣的中國——苦難的母親，而當每一個中國的兒女都能起而為中國的自由和新生獻上自己，中國就充滿了無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此機遇影響陳映真幾十年的思索路徑：

幾十年來，每當我遇見喪失了對自己民族認同的機能的中國人；遇見對中國的苦難和落後抱著無知的輕蔑感和羞恥感的中國人，甚至遇見幻想著寧為他國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國人，在痛苦和憐憫之餘，有深切的感謝——感謝少年時代的那本小說集，使我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 

然而我們還是避免把吳錦翔與「市鎮小知識分子陳映真」畫等號。陳映真也許活在工商社會，然而吳錦翔面對的現實困境，及陳映真通過吳錦翔而思考的歷史窘迫，完全不是〈試論陳映真〉的掩飾性說法：「工商社會資金積累之吞吐運動的過程」、「悶局中市鎮小知識份子的濃重的感傷的情緒」。

本篇小說坐落在戰後四年間，兩岸關係的座標中。「現實的」角度讀，不是取消「小說」的虛構性，而是讓我們得以通過反覆拿捏虛構－文學化（藝術化）的詮釋可能，既添閱讀的興味，也在馳騁於小說家文字的過程中試圖把握其思想與感情。我們於是可以發現，吳錦翔的理想崩毀，吳錦翔的深深的懷疑的白臘一般死亡的臉，並不直接反映小說家內在抽象理想之崩毀，而是首先尖銳的批判了戰後和平虛偽地崩毀、1950年代的歷史現實地導致不可能；繼而由於現實本身，凸顯某一種空想改革論之可笑，嘲弄了未能妥當安置其動盪過後的思想的改革者；再繼而，通過陳映真設想的社會狀態、革命者的情境，由陳映真對某部分的批判與反省焦點強烈之所在，可見到陳映真暫時沒能思考革命可能性。陳映真之所以暫時無法設想革命可能性，是由於他理想情境的或許「不實際」，也可能未知1950年代革命中的具體事實，但毫無疑問陳映真是朝著「現實」而來。改革╱革命不能全靠改革者自身，吳錦翔的孤單、自始無能為力，必須對應地將村人納入，才完整陳映真之所思。

在多層嘲諷中，小說家確實尚有許多無法面對與突破的課題，許多環節待設想，但正因為許多不完美的情節與設想，讓我們得以重新閱讀，尤其是繼續往後閱讀陳映真小說，解開定型了的「陳映真印象」。

後記 

1975年，小說家出獄，並於小說再版過程進行了字詞改動。其一是將「文化協會」改成「抗日活動」，雖避開了「文化協會」後來分裂的種種複雜性，但也某程度降低了小說主角的歷史參照性。其二，陳映真將「務要使他們做一個公正、執拗而有良心的人，由他們自己來擔負起改革自己鄉土的責任。」改成為「務要使他們對自己負起改造的責任」陳映真為什麼這樣改？改動本身又呼應什麼樣的新的時代變化，及新的思想調整？值得我們後續思考。（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