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期】動盪的年代坎坷的人生(四): 吳澍培自述

吳澍培夫婦與孩子們。(吳澍培提供)

吳澍培夫婦與孩子們。(吳澍培提供)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

獨自經營亞都公司後,除了我與夫人洪美容兩人勞苦地不休工作外,幾個還在念國中及五專的兒子們在課後或假日也都協助工作,始能掙得基本的業務。真是難為孩子們,也對不起孩子們,沒能讓他們好好地去讀書。經過慘澹的經營後,有了積蓄,就打算在郊外購買較低價的房屋,一方面可以省掉住家及廠房的雙重租金,也可以更安定地工作與生活。終於在南港中央研究院附近的山坡上找到較適合的房屋,因為地屬偏僻,價錢又較便宜,總價在一百二十萬左右,又可以申請九十萬左右的銀行貸款,所以就輕鬆地買下了。但是,銀行貸款要有在南港地區有不動產的人擔任保證人,只有去請求難友周子良幫忙。周子良馬上答應擔任連帶保證人,真是很感謝他。

這是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我把新家做了一些防止噪音的措施,成為住家與廠房一體的工作場所,除了可以節省住家及廠房的租金外,還可以不必再住家與廠房兩頭跑的奔波,省錢又有效率。經過一段辛苦與努力之下,兩三年後便將房屋的銀行貸款還清,又有少許的儲蓄,可以讓孩子們去補習重考大學或插班大學,做為補償他們協助工作的辛苦。同時也有較多的時間與條件與難友們互吐心聲,互助合作和關懷國家社會,開始了重新投入社會運動的另一段人生。

吳澍培向國際友人介紹六張犂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英塚現場。(吳澍培提供)

吳澍培向國際友人介紹六張犂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英塚現場。(吳澍培提供)

走出白色恐怖陰影

在生活與工作有了較安定的情況下,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從嚴峻的管控及苦難的生活中,有更多的時間與條件與白色恐怖政治受難的難友們加強聯繫、互助合作,並共同關懷國家社會。

50年代白色恐怖,自1949年國民黨軍隊在大陸戰場全面潰敗,黨政軍機構全面撤退到台灣,為了保持剩餘政權的安全,求一隅之安,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非常措施,包括:宣布戒嚴令實施軍事管制,全面進入戡亂時期,頒布「懲治叛亂條例」與「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等,集合所有黨、政、軍、警、特務等機關,以國家暴力來肅清、摧毀所有對剩餘政權的安全不利的因素和人士。據估計,當時被判死刑者數以千計,被判徒刑者也有萬計。在這些被判徒刑者中,有參與革命的共產黨員、有共產黨同情者、有對政權不滿的人士,更有國民黨黨、政、軍各機關中被認定為不可靠,安全有問題的官員、將兵等,更多的是在「寧可錯殺一百,亦不可放過一個」的嚴厲政策下,被殺、被關的善良人民。

導致這場白色恐怖肅殺的因素,除了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內戰失敗退據台灣求一隅之安,而採取非常體制進行軍事管制,實施恐怖統治之外,在東西冷戰的兩極對峙中,以美國為首的強烈反共戰略浪潮,亦使台灣的白色恐怖更加嚴峻。尤其是在韓戰爆發後,美國的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簽訂協防條例,更助長國民黨政府放心地、大膽地大量捕殺政治犯。

1960年前後,被判徒刑的政治犯陸續刑滿出獄。在戒嚴體制下,出獄的政治犯除了至親的家族外,一般的親戚朋友都敬而遠之,不敢來往,連要找個維持生活的職業都相當困難。軍、警、特務等嚴密的管制不只對出獄的政治犯,對政治犯的家族,包括死刑犯的家族都一直受到監控。在這樣嚴厲的社會環境下,出獄後的政治犯為了生活,除了至親家族的協助外,只得靠政治犯之間的互相幫助,互相關懷。由三、四個人到十多個人,由幾個地方到整個台灣地區,形成了一個無形亦無組織的政治犯團體,除了互助,還可以互相談心訴苦,關心國事,關心社會。

這群無形亦無組織的政治犯團體,到了1987年解除戒嚴前,因為有少數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犯成立了「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並在其章程明文主張台灣獨立。為了要表明絕大多數政治犯反對台灣獨立,主張中國和平統一,原本無形、無組織的政治犯團體在1987年解嚴前後便著手籌備,並在1988年初正式成立「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變成有形、有組織的政治犯組織。

吳澍培在「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上作報告。(吳澍培提供)

吳澍培在「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上作報告。(吳澍培提供)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成立後,在章程上明文規定,本會以「促進中國統一,台灣自治,實現民主自由」為基本認識。但因為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是政治犯的團體,有鮮明的紅色背景,在嚴峻受控的情況下不方便正式登記為人民團體,亦不願受政府的監督,更不能直接從事各種社會運動。因此,互助會鼓勵會員積極加入解嚴後陸續成立的各種團體或政黨,如:夏潮聯合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等,並以此為平台推動各種社會運動,進行初步的分工:在夏潮聯合會進行文化及思想的啟蒙運動及青年學生團結工作;在中國統一聯盟進行反帝反獨及民族復興的國家統一運動;在勞動黨進行勞工服務,協助勞工組織工會爭取權益,及為農民爭取權益之運動。此外,相關團體也經常以座談會、發表會或在報刊雜誌發表50年代白色恐怖的真相,從政治、歷史、人權上去探討白色恐怖的本質,並希望在人類社會不再有白色恐怖政治的出現,訴求白色恐怖受難者能得應有的尊嚴與權益,結束陰暗的痛苦傷痕。

從70年代到80年代,兩岸的情勢有很大的變化。在大陸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幫的「十年動亂」,為了收拾爛攤,只得提出改革開放的政策來提升生產力,振興經濟。在堅持四個基本原則之下,也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的原則下,開放投資、開放市場經濟、並設經濟特區,同時進行農村改革及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建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由於社會生產力不斷提升,經濟起飛,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也由於國力的提升,國際關係也改善許多。

在此之前,聯合國於1971年26屆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聯合國會員國,亦是安全理事會的常務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代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後來便有許多在「一中原則」下建交的國家,包括:中日建交、中美建交,以及與歐洲、紐澳和亞非拉國家等建交並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在有關台灣問題方面,1979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和平統一的方針,呼籲兩岸就結束軍事對峙狀態進行商談,和平解決統一問題。接著又提出「三通四流」,就是通郵、通商、通航及旅遊、學術、文化、體育等交流,更又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於是兩岸關係出現了和緩的局面,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在台灣方面,這一段時間,發生了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將原來台灣當局所推動十大建設的經濟發展延遲多年,後來又推出十二項建設及十四項建設,經濟開始有顯著的發展,經濟建設有成就社會亦較穩定,於是宣布將實施長達四十年的戒嚴令解除,開放黨禁、報禁,並在兩岸關係和緩下開放探親、投資、經商,兩岸關係正和緩的改善進步中。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大陸的經濟起了大的積極性,從沿海地區的發展到西部大開發,從特區經濟到全面開放,引起海內外的大量投資與建設。大陸的經濟迅速地起飛,不但成為世界工廠,更成為世界市場。在此期間,兩岸的交流迅速地發展,在台灣方面湧起了通商投資的熱度,使兩岸關係得到了和平穩定的局面,於是有了海協會與海基會的對口單位,進行深入的交流,更在辜汪會談上建立了「九二共識,一中原則」。香港回歸與澳門回歸,更使得「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有更多的可行性。

可是,從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有李登輝的「兩國論」及陳水扁的「一邊一國」政策,使得好不容易改善了的兩岸關係受到破壞與衝擊。李登輝的親美、友日、反中及陳水扁親美、友日、台獨相互呼應,以台灣意識、台灣優先、台灣第一…等民粹思維製造反中台獨的陰謀,使兩岸關係發展停滯甚至倒退。可是,客觀形勢還是有利於兩岸關係緩慢地往前改善,尤其是反中與台獨的執政者貪腐引起人民反感,於是國民黨馬英九的清新形象再度得到執政。

馬英九執政後,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主,提出「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以維持兩岸和平發展。馬英九的不獨、不武是為兩岸和平,可以理解,但是他的不統就無法使人理解。這與他原來的親美性格,以及為緩和台獨人士的挑戰有關。此性格決定了他不但在兩岸和平談判不敢進行,連經濟上的「服貿」及「貨貿條例」都不敢全力推動,最後無疾而終。因此,他的執政能力受到強烈的挑戰,不只民進黨與時代力量及各公民團體聯合反對他,連過去曾與國民黨合作過的親民黨也都一起聯合起來反對國民黨,最終導致國民黨不僅在期中的地方選舉大敗,失去了許多縣市的執政權,連縣市議員都大敗。2016年台灣領導人大選,國民黨不但失去了政權,連立院都在過去的絕對多數變成不到三分之一的席次。這對在兩岸關係及中美在國際上的競合都會有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大陸自從改革開放後,經濟的發展很迅速,尤其深化改革後更開放台商的經商投資與貿易往來,還讓利給台灣,使得台灣的經濟幾年來穩定地發展,每年實現對大陸的貿易順差達千億美元之鉅。民進黨執政後,有鑒於台灣在經濟上對大陸的依賴度很高,於是蔡英文當局便提出「維持現狀」的兩岸空洞政策,卻不承認「九二共識」與「兩岸同是一個中國」的原則,這對兩岸關係衝擊很大,導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穩定局面面臨新的轉折。美國放棄傳統「重歐輕亞」的政策,採取積極「重返亞洲」的戰略轉移,更引起民進黨的親美、友日、反中、台獨的主流意識向美日靠攏。不管是在東北亞的朝鮮問題,還是在東海釣魚台群島與琉球諸列島的中日對峙,以及在南海問題上中國與美國、越南和菲律賓之間的爭議,民進黨都站在美日的一邊,成為牽制中國大陸的棋子。

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主要是看到中國和平崛起、綜合國力不斷在增強,擔心美國在全世界的霸權地位會受到威脅。冷戰時期,美國的軍事霸權到處建盟並設軍事基地,經濟霸權將美元與黃金脫鉤,大量發行美元以控制貨幣經濟。然而,由於中國的崛起,美國的霸權主義受到挑戰。中國不以霸制霸,以早期在「萬隆會議」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以和平發展的政策在國內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國際上提出建立「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的和平發展戰略與世界各國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霸權。在此和平發展與反霸的世界局勢中,以及兩岸在和平發展中走上和平統一的時刻,台灣的統左團體由於力量薄弱,無法有所作為,只能經常性的舉行「和平發展論壇」、成立「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借以促進兩岸早日和平統一,共同建設富強的新中國,更希望能通過反帝國主義的霸權,進入和平互助合作的國際,以早日實現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平理想世界。(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