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新政府利用它掌握立法院多數優勢的契機，接連祭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掀起島內政局不小的波瀾。上開法案就像是一副鑲嵌著「民主」兩個金字的銀質刀叉，亮晃晃的針對國民黨的社會基礎進行精準切割、分而食之。許多觀察家都認為，大選後本已氣若游絲的國民黨，經此一役即使勉強存活，也可能從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對民進黨構成威脅。台灣的民主政治又再一次的陷入「一黨獨大」的政治危機。 

一般而言，所謂的「轉型正義」，泛指一個社會從軍事獨裁或內戰狀態轉移到民主政治或和平狀態之時，以政府作為主體，檢討過去因政治思想衝突或戰爭罪行所引發之各種違反國際法或人權保障之行為，追究加害者之罪責，並取回犯罪行為所得之財產權利。其目的在於彌合由政治迫害所導致的社會分裂，並警惕後世不要再重蹈覆轍。因此，「轉型正義」的根本基礎在於「歷史真相」的調查與公佈，理論上只有歷史與真相的完整呈現，才能讓加害者受到應有得惩罰，被壓迫者得到適當的平反和補償，此後大家各安其位，實現真正的和解。但是，「歷史」畢竟是人們對於客觀歷史事件的主觀認識，人們在主觀上的有限性導致對歷史事實認識的侷限性，在加上服務於自身利益的功利傾向，政治黨派對於歷史的詮釋往往不能完全的符合客觀的歷史事實，甚至是有意識的背離歷史事實。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就曾提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同樣的歷史事實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會被不斷的改寫。民進黨當然也不例外。

從上個世紀六〇年代開始，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向來都是以中小企業主和都市中間階層為主體的「黨外民主運動」攻擊的標的。名為「黨外」說明了當年黨國體制在政治權力上的高度集中和資本結構上的壟斷性，然而成就並合理化當年國民黨「威權體制」和「黨國資本」的，卻離不開國家內戰和東西冷戰的地緣政治格局。沒有國共內戰作為背景，國民黨一黨獨大的軍事戒嚴體制就無緣附生；沒有東西冷戰作為前提，「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的壟斷性結構就不可能存在，國民黨的「黨國資本」就無法依存。反觀民進黨在立法院所提出的「促轉條例草案」和剛剛三讀通過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雖然開宗明義將「還原其歷史真相、促進社會和解」列為轉型正義的要旨，但縱觀其條文內容及提案說明，對日本殖民統治及其後果的選擇性遺忘，對國共內戰歷史的刻意回避，對冷戰新殖民主義依附型發展的政策背景隻字不提，對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歷史功過的片面強調，在在說明了民進黨的所謂「轉型正義」的片面性、工具性、非歷史性和去脈絡化的特性。

舉例來說，台灣在日據時期，殖民統治當局為實現其母國國家資本積累，通過「株式會社法」和「專賣制度」的限制，將清末原本已經從土地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型態初步轉型為現代化產業的本地資本（如埔里酒廠和四大糖廠），硬生生地逼回去當前現代的地主老爺。因此，戰後初期台灣產業資本的基本組成，並不存在一定數量的本土資產階級，主要是以接收日本總督府留下來的固定資產，以及由大陸撤退來台的設備與資金、加上投入產業部門的「美援相對基金」等三個成分作為擴大再積累的基礎，從而造就了戰後台灣橫跨基礎產業、金融、貿易、交通運輸和通訊等戰略高地的國家資本。從大陸徹退來台的紡織資本和通過土地改革轉型為中小企業的民營資本，在此一時期雖處於剛剛起家的階段，但在第一次進口替代政策的扶持及保護下，已經開始壟斷台灣的內部市場，具有官僚資本的基本特性。民進黨的「轉型正義」去除了對日本殖民統治與國共內戰歷史脈絡的理解，國民黨的黨國資本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純粹是對「台灣人」的資源掠奪，只能說明國民黨作為外來政權的「邪惡本質」。

同樣的，1966年高雄加工出口區開始正式營運，標示著台灣正式整合進入冷戰體制下的新殖民主義國際分工。從此，台灣經濟由進口替代的內向型積累轉變為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積累，整個產業結構起了一定形式的變化。新殖民主義國際分工體系肇始於五〇年代末期，主要是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化國家為了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張，消弭國內的階級矛盾，對內採取高工資＼高就業＼高消費的讓步政策。一方面致力於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的新興工業發展；一方面將同一產品的勞力密集工序轉移到台灣等工資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冷戰時期的「新國際分工」體系保障了台灣工業產品在世界市場的銷路，從而也保障了台灣工業的擴大再生產，但卻以農村破產和對勞動力的超強剝削作為代價。從六〇年代的「加工出口區」，到七〇年代的「十大建設」，再到八〇年代的「新竹科學園區」，這一連串產業政策的變化，可以反映出台灣政府介入經濟的過程和形式。但是這種對經濟事務的干預，與其說是自主的發展政策，不如說是在「新國際分工」的外部條件下，被迫服務於跨國壟斷資本積累的結構調整。想要實現這個目標，又要穩定統治基礎，國民政府在美國的授意與支持下對島內左翼人士的殘酷鎮壓和長期軍事戒嚴體制的維持，就成為必要的前提。

總結這一段時期台灣的經濟發展，其實是在整合進入新殖民主義「新國際分工」體系的帶動之下，一方面在島內市場上採取保護關稅、進口管制和價格壟斷的利潤再分配體系，以國家資本來扶持民營資本；一方面以廉價勞力、出口補貼（出口退稅、內銷補貼外銷）來服務於跨國壟斷資本的積累，形成「跨國資本／國家資本／民營資本」的成長聯盟。這種既要完成國家資本與民營資本的積累，又要為跨國資本的剝削提供條件的國家角色，唯有在台灣作為太平洋反共前哨的冷戰戰略的支持下才有可能。美國政府就是基於這個原則，一方面推動跨國資本到台灣投資，鼓勵台灣產品對美輸出；一方面又允許台灣當局大搞出口補貼和保護關稅，限制美國工業產品進口；同時，又在韓戰、越戰期間大量在台採購軍需物資，並通過「普惠制度」授權台灣做為全世界美援物資的主要採購點，以協助台灣進行戰爭積累。像這一類型的國家角色，在冷戰體系下確實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但面對冷戰解體、「新自由主義經濟」高漲的後冷戰時期，絕不會允許其繼續存在。冷戰解體充分說明了20年來台灣當局推動「轉型正義」的政策背景，這一點，民進黨當然也不會告訴你。

可見，民進黨想要真正落實民主轉型，實現歷史正義，單單是清算國民黨黨產和白色恐怖劣跡是遠遠不夠，那只是報復主義，是黨派鬥爭的政治口實。如果不能從歷史上探究根源，徹底根除合理化國民黨黨國資本和軍事戒嚴體制的結構性因素，去除東西冷戰和國共內戰的地緣政治格局，以今天蔡英文當局想要成為「美日軍事同盟」的積極參與者，意圖在「區域集體安全架構」下形成與北京當局「冷對抗」的兩岸政策來看，反共意識形態與國安幽靈隨時都可能會換個顏色借屍還魂，成為台灣勞動人民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