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520就職大典的逼近，一連串在內政外交上的風吹草動，都迫使民進黨「完全執政」的起手勢像足了一個站在圓球上過鋼索的小丑，必須不斷扭動軀體才能取得短暫的平衡，更遑論是跨步前行。從南海主權問題、瘦肉精豬肉進口爭議到處理沖之島礁漁民被扣事件，揭露了向來以「捍衛主權」作為政治身段的民進黨，卻不惜以犧牲主權和人民利益來換取美日霸權的庇護；從浩鼎案、電價緩降到削減高收入者綜合所得稅倡議，說明了向來以實現「分配正義」來自我標榜的綠營新貴，卻只能以利益輸送和惡化分配結構來防止人才、技術與資本的出走。導致民進黨當局只能以右手掰著左腳，一蹭一蹭來因應時局的窘境，其根源在於長期以來不斷將外部因素內在化所帶來的認同困局。最近，世界衛生大會（WHA）援引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所明述的「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前提，邀請台灣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義和觀察員的身分出席WHA大會所引起的爭議，只不過是將這種認同困局再一次暴露出來而已。

所謂「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是於1971年10月25日的第26屆聯合國大會會議上，就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進行表決的決議，其內容載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從這一刻開始，退居台灣的國民政府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範圍內的交戰團體」，喪失了在國際社會的「中國的代表權」，只能在其實際控制和有效管轄的部分領土，受到「武裝衝突法」（或稱，國際人道法）的保護，成為具有一定法律地位的「政治實體」，並以政治實體的身份參與國際活動。這是國際衛生組織（包括不具主權象徵的國際活動）之所以「中華台北」來邀請台灣當局參與的國際法依據，也是2008年以來，海峽兩岸之所以能夠簽訂ECFA及其相關18項協議，甚至馬英九與習近平能夠以地區領導人身份實現歷史性會見的法理基礎。也就是說，否定「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原則（不管稱之為「九二共識」或是其他）、不承認兩岸處於內戰狀態而謀求解決，不管是台灣想要參與國際社會的空間，還是海基、海協兩會既有協定的存在，都會喪失其法理依據。

當然，「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作為一種外部規範，是一種來自國際社會的強制，不是源自於台灣當局自願的選擇。聯合國「中國代表席次」的喪失，不僅挑戰到「中華民國政府」的國際地位，也挑戰到在台灣的蔣介石政權的合法性。在此之前，國民政府還能以內戰（消滅共匪）為口實，以東亞冷戰（反共抗俄）為屏障，在美國東亞圍堵戰略的撐腰下，維持台灣作為反共基地的偏安格局，除了因土地改革喪失封建利益而遠走前殖民宗主國（日本）的皇民化地主階級外，台灣島內雖不乏反對國民黨軍事戒嚴體制的聲音，但卻鮮少主張台獨的認同困擾。但是，伴隨著上個世紀七〇年代美國東亞戰略轉型，改採「聯中抗蘇、以台制華」的策略，美國一方面承認北京當局為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將中國大陸納入世界市場；一方面大量吸收台籍精英赴美留學，以民主化和「台灣前途未定論」誘導海外學子走向「台獨」。台灣當局面對這種內攝式的外部規範，順勢利導將外部危機轉化內部改造的動力，一方面擴大宣傳中共在國際空間對台的打壓；一方面拔擢台籍菁英，執行隱蔽的本土化政策，藉以型塑「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政治格局導致台灣居民在生存與尊嚴的雙重壓力下，逐步走向「外造式」的本土認同傾向。也就是說，以「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為契機，以中共威脅為口實，台灣當局有意識的通過政權的行為，將外部危機轉化成內部社會變遷的因素，而非根植於台灣社會的內在需求。因此，在兩岸關係上所謂「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的三不政策，就是實現這種內在化過程的必要前提，一旦三不政策基於台灣社會內在發展需要而出現解體，這種外造式的本土化必然面對危機。

九〇年代中期以來，李扁政權所執行的「去中國化」教育政策，乃至於蔡英文當局未來勢將執行的「文化台獨」政策，正是在面對兩岸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實上，希望透過人為的逆反，要將這種外部因素內在化過程走到極致的一種手段。只有通過將「中國妖魔化」，掏空根植於台灣社會歷史、文化與日常生活的「中國基因」，才能把外在的價值觀或目標內化成自己的價值觀或目標，將外部規範轉化為自我認同的規範，「獨立」才會顯得是台灣社會的「自願自覺」。有了這一層認識，我們就能夠清楚，為什麼通過「去中國化」的過程，表面上雖有助於產生新一代青年「天然的」本土認同，但仔細考察，剷除了根植於台灣歷史與文化中的「中國基因」，排斥了結構於台灣社會現狀與未來發展路徑的「中國因素」，所謂「本土化」所剩下的只能是日本殖民符號的崇拜與美國價值觀的認同和追求，「本土化」弔詭的為自己抹上殖民主義者的臉譜；同樣的，也是有了這一點認識，我們也才能說明，為什麼數十年來藍綠政權數度易手，雙方都只在意如何競逐美國老大哥在台代理權和本土化話語權，而做為居民人口結構中的最大多數的勞工、農民和自營作業者，向來都是台美關係與政黨輪替的犧牲者。也就是說，作為台灣當局「去中國化」政策的客觀結果的，恰恰不是「本土化」，也不是「台灣人當家作主」，而是對本土化自我否定的「再殖民化」，是台灣人民的意識形態再一次淪為殖民支配的「奴才化」。

台灣社會也正走在認同問題的十字路口。WHA的邀請函是國際社會對民進黨政權的提示，只有重新回到「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基礎上，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國際身份才能得到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才能得到保障，台灣社會也才能走出認問題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