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睿

自從16世紀荷蘭為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而首先誕生國歌以來，陸續誕生的各國國歌普遍懷有一個民族國家反抗外來壓迫、追求獨立自主的意味。因此，國歌是一個民族國家政治力量的體現，是一種對共同歷史和文化的集體自覺，也是近代以來在全球範圍內辨識不同國家群體的標誌。那麼，如果唱國歌是一種政治和文化認同，噓國歌自是一種政治和文化表態。在中國歷史視野看來，18年以前，香港學生沒唱過國歌；70年以前，台灣學生也沒唱過國歌。當然，殖民地時期的港台兩地學生，不唱「國歌」的自由程度容或有別，但公然噓「國歌」的自由同樣是不存在的。

殖民地制度過去以後，祖國國歌分別來到台港兩地，但歷史的曲折讓今日台港居民對祖國與國歌都發生集體焦慮和認同困擾，這種曲折是外力殖民和中國內部對其不同反映的發展過程。有人在唱國歌中找到集體歸屬感，也有人在噓國歌中滿足政治表態的興奮。在當今人類的視聽裡，若像伊斯蘭國國歌〈我的烏瑪〉那樣傳唱時，可以讓多少人的政治興奮以為「曙光已經出現」？而對於敘利亞難民來說，〈領土的守衛者〉或唱或噓，卻顯得那樣無奈與蒼白？亞洲乃至第三世界國家的國歌，與近代歐美日殖民主義的歷史分不開。中東伊斯蘭國家政權被殖民主義者或收買或出賣、或征服或利用，導致今日碎裂衝突的地緣版圖和國家政治，民族文化與國家政治的統一遙無前景。那麼你方唱罷我噓場的中國國歌，也只是反照後殖民時代仍沒走完的歷史曲折。

清代末年，朝野都有人試作國歌，如曾紀澤和李叔同。李叔同作於光緒31年的〈祖國歌〉說：「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莫與肩。縱橫數萬里，膏腴地，獨享天然利。國是世界最古國，民是亞洲大國民。……嗚呼，大國民，誰與我鼓吹慶升平！」彼時香港已淪為英國殖民地逾60年，台灣則淪為日本殖民地達10年，中國內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收復殖民地的歷史作業有賴於內地中央政府，但也可能敗於內地中央政府。嚴復作了「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的國歌以後沒幾天，大清政府在眾人噓聲中倒了。民國政府成立，沒改變內地社會性質，政治上則南北分裂，〈卿雲歌〉、〈美哉中華〉、〈少年中國歌〉、〈國民革命歌〉的紛陳傳唱，正說明這種亂象。

民國26年6月，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決定以孫中山對黃埔軍校訓詞為〈中華民國國歌〉，此時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的是抗日；而黃埔軍校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產物，始於民國13年6月，為的是反帝和國家統一。

對日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收復大清丟失的台灣，但在國際冷戰對峙的背景下，又遇到國共決裂乃至兩岸分裂。此後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圍堵和反圍堵的極端環境中，中國兩岸走上數十年迥異的道路。大陸在資本主義國際市場的敵視和封鎖中，實施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與集體生產，建設獨立自主的重工業體系；台灣則在資本主義國際市場中擔綱產品代工的角色，受到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技術和資本支配。這期間，香港因為大陸中央政府的戰略考量，仍然是英屬殖民地的狀態，保持國際金融和服務貿易的繁榮，英國因而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台灣則受到《舊金山和約》和《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制約，在美國新殖民主義和島內反共法西斯的混同體制下，以中華民國名義在國際上代表全中國近30年。

後來美國為了全球戰略改變的需要，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至今；同時，中國中央政府致力於改革開放，並開啟了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回歸問題的談判。

事後回顧，無論人們覺得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代表全中國是否荒謬，被美國《與台灣關係法》支配逾30年的台北，仍以中華民國名義宣稱一國兩區，近來更在新加坡峰會中確立「一個中國」的共識，只是兩岸領導人都未提怎麼在「一個中國」的共識內解決兩個國號的問題。而正是在「一個中國」的歷史上來看，從未出現以台灣為中國政治中心的事實。清代建設台灣為現代化前驅省分，不可否認是為了國家安全的戰略需要；即使台灣省淪為美日新舊殖民地，仍只是殖民主義宗主國劍指中國的跳板或棋子，也就是一般說的「反中前沿」。換言之，台灣在地緣上和歷史上，不曾是也不會是中外政治板塊的中心。

這種地緣政治的性質，卻被前述的歷史曲折壓抑變形，台灣人被中華民國教育塑造成自以為是政治中心的公民，無論是以兩岸還是以一島為政治直徑。所以自稱統派的新黨主席在2014年9月親聆習近平重申一國兩制最有利於台灣後，回到台灣即在報上發表〈中華民國不是香港〉以對。這種心理早被高明的李登輝看透，所以李自上世紀90年代就引進日本學界用過的「同心圓觀」套住台灣朝野；20多年來島內各色兩岸關係的政治主張，因而多數是李記「同心圓觀」的派生物或衍生物。

香港在淪為英國殖民地以前，是廣州新安縣的一處漁村，居民約3000人。它既不曾脫離中國行政區而獨立，更談不上像台灣這般所謂代表全中國。香港日用水的源頭是中國大陸，飲水思源說明了一種政治常識，港獨比台獨的難度還大得多。即使將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看作港獨源頭，港獨想像至今也才20餘年；而美日兩系的台獨操作，至今已有70年以上的歷史，加之「中華民國是台灣」這種歷史曲折的覆蓋，仍無法動搖「一個中國」的全球共識，遑論台獨，又何談港獨？港獨向失敗的台獨取經，反證自己走投無路的窘境。

同為中國政治邊陲的地緣性質，決定台港兩地居民有個「中心邊陲」的思維存在，這種客觀存在有時因為偏執的超克願望而愈加偏執，愈加對立，從而愈加孤立自憐。所謂「港獨台獨合流」，毋寧謂是一種同病相憐，它反而愈加強化自身的邊陲印象和性格，而不是增加反中心的聯盟力度，因為它只會招引來自中心的更大控制力度所覆蓋。沒有任何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願意走向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局面，更何況是崛起中的當代中國？那麼港台政治聯盟的另類解釋，只能是處在全球化風浪中的單薄身影，忍不住發出一種乞求中心眷顧的邊陲焦慮使然。

港台在19世紀是以中國的一處漁港和一個省分被英日兩國割據，而不是一整個國家或整個民族被殖民主義者佔領。這種性質決定港台的去殖民化運動不存在民族國家獨立的元素，而是向反帝運動勝利的中國復歸、即當代中國中央政府恢復對港台行使主權的歷史進程。然而，英日對港台的皇家化與皇民化殖民改造，使港台的「中心邊陲思維」改變為「向心離心矛盾」。儘管分離主義不能保證港台成為政治中心，反而由於港台分離主義對英日美的積極從屬卻又得不到政治保證的尷尬，而強化自身的悲情意識和流浪意識。可某些港台政學媒的思考是，與其面對中國崛起而喪失在殖民地時期擁有俯視內地的相對發展優勢，重回「中心邊陲」的路徑和命運；他們寧可利用那種病態意識作為離心資本，充當「反中前沿」也在所不惜地往「同心圓」政治的想像裡鑽營。

當然，這種以「本土」為圓心名義的分離主義作派，擁有新舊殖民主義者物質和精神上的戰略支撐，儘管它有限得支撐不起一個「向心離心」的國際架構。說得形象一點，港台分離主義運動得到的境外資助不比伊斯蘭國還多，遑論像台灣這樣連蝕本都買不來有效的境外支撐。

當然，「向心離心」的徒然性，不盡然反證「中心邊陲」的合理性；港台一定聲勢的「殖民高級論」無論來自何種炒作目的，都說明中國中央政府在邊陲地區的去殖民化工作，包括消弭特權、打擊貪腐、緩解貧富不均、升高道德水平、改善民生經濟、創造民主環境、提振民族精神、…等，應當做得比過時的殖民主義國家更為進步。這是一個近代受盡打擊的多民族共同體，走向以民族復興為宗旨的現代化建國所必需的過程。它需要時間，需要兩岸三地心力交折的代價與克服。在這方面，港人的交折長度和烈度與台人不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