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福裕（兩岸犇報社社長）

作為晚輩，我與國禎兄的互動不多，仗著幾分心氣相通的熟悉，一種說不上來的親近，多年來天南地北相逢，竟也就不曾和他認生過。

第一次見面，是在保釣前輩葉先揚教授的引介下，從台北開著車送他回新竹。那是1999年初，國禎兄獲准返台並在中央大學訪問講學，距離他1971年赴美，俟因參加保釣運動而被台灣當局列為黑名單足足有28個年頭。那時候，李登輝的「兩國論」蓄勢未發，國民黨因連宋失和敗相已露。一路上，車上的幾個人，間或地交換著對時局的看法，偶爾有些語言上的爭鋒。印象中國禎兄的話不多，大多的時間都在傾聽。

其實，我有話要問，但礙於交淺，也害怕觸動心事，一時間就沒敢提起。在此之前，由於長期在「夏潮」學習和工作的關係，與當年在海內外參加保釣的許多前輩有著或深或淺的交誼，對國禎兄的人品和事跡，多少也有聽聞。國禎兄出生在戰後，成長在一個冷戰肅殺、兩岸對峙的年代。那些年，台灣作為美國東亞戰略的反共堡壘，剛剛在新殖民主義東亞分工的編配下，通過土地改革和農村破產，初步實現了以勞力密集產業為基礎的出口導向工業化。

戰後美國做為世界資本主義的脈管中樞，為了加強對亞非拉新興民族國家的支配，防堵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張，一方面金援西歐及日本的戰後重建，協助其國民經濟的復甦；一方面大搞「新國際分工」，透過資本輸出和國際融資，在新興民族國家中扶持親美的軍事獨裁政權。這種扈從在以美國為梟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下的政權，或多或少都要遵從美國的意志，對內制定和執行服膺於新殖民主義國際分工的積累機制。這種由國家主導，在產業部門間進行人為切割的「跨國資本＼國家資本」複合體（以台灣為例，電子、化學一律是日資與美資的禁臠；紡織、塑料和成衣則是本土資本的天下），具有地緣政治格局下的特殊性，一方面既要服務於跨國資本的利益；一方面又要實現民族資本的積累，這只有在兩體制對立的歷史條件下才能獲得統一，在冷戰解體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經貿秩序下，就毫無立身之地。

戰後初期，蔣介石政權正是在這種外部從屬於美國反共圍堵體系；在內部又缺乏強大的社會階級挑戰的歷史條件下，建構出超越一切階級、階層、集團和黨派的一元化個人獨裁體系。它一方面在政治、軍事和外交上成為美國的附庸與工具，成為美國遠東反共戰略的前哨站；一方面在內政上實施高度的個人專政，以威權主義國家機器和高度集中的國家資本來創造有利於資本積累和再生產的穩定的生產秩序。「新殖民主義」與舊殖民統治的最大差別，除了在形式上承認殖民地的獨立主權之外，有鑑於過去殖民主義國家為了確保對殖民地農業及原料的掠奪，往往與當地封建統治集團合作，共同壓制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從而擴大了殖民地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聯盟對象。新殖民主義在「現代化理論」的指導下，轉而積極培植和聯合第三世界地區親西方的本土菁英，以西方社會做為「現代化」範本，打造一個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意識型態等諸領域都高度依附於西方國家的從屬結構。就是在這種「現代化」政策的主導下，美國在台機構不斷利用美援體制，以人員培訓、人才交流等名義培養在台代理人及其政策執行者。同時又積極地進行對台灣高等教育的改造，引進美國學制與教科書，並廣設獎學金鼓勵台灣學生渡海留學，培養了一代又一代親美反共的資產階級知識菁英，盤據了台灣政、商、軍、特、文教、新聞等諸多領域。

如果說，從1945年台灣光復，到1952年實施農地改革之前的這一段期間內，台灣在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規定性之下，在國共內戰的擴大和延伸的歷史條件中，整整一個世代的知識菁英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了愛國民主運動，在法西斯軍事獨裁政權的鐵蹄下奉獻了他們的青春和生命。那麼，從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以後，冷戰架構下的軍事戒嚴體系以及新殖民地依附性發展的社會經濟結構，卻使得台灣戰後一代的知識青年喪失了他們的民族主義靈魂和社會主義視野！這種情形，一直要到七〇年代初期經由「保釣運動」的洗禮，以及隨之而來在島內展開的「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和民歌運動的啟蒙，才有了新的轉機。那是一個「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空氣中充斥著美式消費文化和自由主義想像的年代，留洋鍍金無疑是台灣工農子弟尋求階級翻身，實現自我價值的不二法門。吳國禎當然也不例外。

上個世紀七〇年代初，隨著「美元／黃金匯兌機制」的崩解，加上越南戰場上的失利，從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中國代表席次、中日建交（台日斷交）、尼克森訪華簽訂《上海聯合公報》、美軍退出越南戰場，到1979年的中美建交（台美斷交），一連串的地緣政治盤整，標誌著美國東亞戰略的轉型。美國一方面推行「聯中抗蘇」，將中國納入國際分工，並於1969年7月底放寬對中國貿易與旅行限制；一方面執行「以台制華」，鼓勵海外台獨在美國本土生根發芽，並計劃將琉球群島（包含釣魚台列嶼）的行政管轄權交給日本，以確保太平洋第一島鏈不因兩岸當局的和解而破局。1969年11月，美日兩國發表聯合公報，以「剩餘主權論」為由，同意於1972年將聯合國託管的琉球群島（包含宜蘭東方40海浬的釣魚台列嶼）交還日本。消息傳開來之後，引起海外留學生群體的激憤，一場標誌著戰後台灣青年反帝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回潮的「保釣運動」，首先在北美洲的港、台留學生間展開，旋即蔓延回島內。

海外留學生群體是台灣社會的一個小縮影，自有其複雜的面向，由於出身，也由於世界觀的差異，許多人選擇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這場標誌著戰後嬰兒潮世代自我啓蒙的運動中，隱然出現兩條實踐路線的差異：一部份人在國際冷戰和國共內戰的歷史格局中，標舉著自由主義的大纛，延續著戰後台灣親美、反共的右傾傳統，在國府風雨飄搖的年代鼓吹「革新保台」，搭著「美國號」順風車擠身廟堂，不分藍綠；還有另外一群人，從台灣這個「反共冰箱」走出去之後，遇到70年代全球學生運動的左傾熱潮，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和美國民權運動、反戰運動的漫天烽火中，「對社會主義的冷漠開始解凍」（王曉波語）。安娜堡「國是會議」之後，他們決心和國民黨的右翼學生劃清界線，轉向「民族統一運動」發展。

這一條從「愛國主義民主運動」走到「社會主義民族統一運動」的道路，開啓了島內外知識青年被蒙蔽已久的「左眼」，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學習，通過對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和台灣史的重新閱讀和評價，他們在「親美、反共」的雜草叢中，找到了台灣人民反帝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歷史道路，將自己的命運與整個民族反帝、反殖民的光榮歷史結合起來。他們當中有些人，一小部份人，學成後（或放棄學業）回來台灣「從事革命」，從「民歌運動」、「夏潮雜誌」到八〇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都有他們的身影；還有一部分人，絕大多數的人，因擠身特工系統的「黑名單」而滯留美國，或在學界嶄露頭角，或辦雜誌傳播思想，教育一波又一波一樣是從「反共冰箱走出去的台灣留學生」；還有一批人，放棄美國優渥的生活條件，回到社會主義中國，為祖國大陸改革開放事業作出貢獻。吳國禎就是他們的其中之一。

多年來，我的好奇一直沒能得到解答，經常私下揣度著：國禎兄當年頂著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化學博士學歷，放棄年薪近萬美元年收入的機會，從全世界消費生活最繁華的美國，回到剛剛結束文革動盪，人均所得不到300美元的祖國大陸參加建設，還要冒著從此再也不能回到自己出生地的風險。這是何等的氣概與胸懷？又背負著多麼沈重的歷史承擔。這麼多年過去了，我沒能問，他也不曾提及，仿佛一切都是那麼的理所當然，像是波濤奔騰的江河最終還是要回到大海般的毋庸置疑。一直到在編輯這一冊《荷清苑書簡》準備出版，我才從他提供的照片中，看到1975年國禎兄首度訪問祖國大陸時，在花園口黃河岸邊身著毛裝留下來的少年身影，恍惚間我才稍加明白，在國禎兄溫文儒雅的外在形象下，其實藏著一副鐵錚錚的俠骨，是那種為了自己的信念和民族的未來，甘心以身犯禁的俠骨。

2010年，輾轉從老保釣的通信網看到國禎兄在病中寫給友人的「書簡」，表達他對歷史、人生、社會與民族前途的一些看法，語言平實，溫柔敦厚，讀起來心曠神怡。那時，我們正苦於島內校園耽溺於「同心圓史觀」的狹窄視野，也為青年朋友們的認同混淆感到憂心。利用到北京交流的機會，我直接了當的向國禎兄提出邀請，希望他能以書簡的形式在《兩岸犇報》開闢專欄，為島內青年朋友寫點東西、講講話。在這個網路信息爆炸，青年知識躲在社群媒體的「同溫層」相濡以沫時代，我當然明白，保釣一代人的宏大敘事，再也滿足不了台灣年青一代的小確幸。但我還是兀自相信，國禎兄以一個戰後在台灣出生、成長，七〇年代到美國求學、參加保釣運動，隨即在文革後返回祖國大陸參與建設、從事科研教學的特殊經歷，通過他的學習、實踐和自我省察，一定能夠提供一些視野、一些經驗、一些思考和期許，與青年朋友們一起分享。

人在認識世界的過程，許多來自於直接生活實踐的經驗，但更多要借助於他人的間接經驗，才能擺脫一時一地的侷限，擺脫自己狹窄的視野，逼近世界和宇宙的「真實」。5年60篇的「荷清苑書簡」，是國禎兄的辛勤勞動，也是他的無私分享，更是他上友古人、亦儒亦俠的人格體現，值得我們細細品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