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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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雜誌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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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是我在人間雜誌工作的很短暫期間，有一次和陳映真閒聊，談著談著，不禁好奇的問道：「為什麼你主張統一？」
我多年來主張獨立為台灣必要選項之一，所以會有這種「大哉問」。大陳倒沒什麼猶豫，即刻回答：「對於我來說，那些主張獨立的人，才令我覺得困惑呀。你看嘛，假使你在牧一群羊，左邊是一望無際的牧草地，右邊是崎嶇貧瘠的小後院，你會把羊往那邊放呢？」
一望無際的牧草地
隨後我了解到，大陳話裡的「統一」是一種廣泛的、文化上的認同，那片「一望無際的牧草地」，哪裡是指「中共政權」呢？所以，當林瑞明在〈理想繼續燃燒〉中懷念陳映真，說及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荒謬，提到六四天安門的鎮壓（1989），說：「別的暫且不提，尊敬的兄長，我是多麼希望有影響力的你，站出來講些話啊，但是沒看到。」（見《人間風景．陳映真》，文訊出版社，2009）
我會這麼想：大陳一生從未認同過任何專制政權，「信仰社會主義，等同於贊成中共內部殘酷的權力鬥爭」，這是國民黨統治下所鼓勵的思維。就台灣歷史來看，大陳從未認同過殖民統治，日本對台灣的統治罪惡，從人間出版社在一九九○年代出版的系列政經叢書，如劉進慶或陳碧笙的專書，可一窺大概；大陳對於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讀者可在〈歸鄉〉、〈夜霧〉、〈忠孝公園〉（皆收錄於《忠孝公園：陳映真小說集6，洪範書店，2001》），得到清晰的概念。而事實上，太多人不察，大陳是「講過些話」的，譬如在〈悲傷中的悲傷：寫給大陸學潮中的愛國學生們〉（人間雜誌，1989年六月號）一文中，他述說如下：
「二次大戰後，隨著美蘇兩個霸權的對立，隨著國共內戰的形式快速的逆轉，美國採取了把台灣改造成一個親美、反共、與中國分立的亞太反共軍事基地的台灣。」台灣蔣政權的高度獨裁，是美國造成的，「美國支持（一九）五○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對於台灣反帝民族運動的滅絕性撲殺。」而獨裁產生反抗，這時美國採取兩手策略，「毫不猶豫地支持台灣的民主人權運動。國民黨和他的反對派便同樣具備了親美、反共、與中國分立等三個特質，只是在政權的問題上，兩者有激烈而徹底的不同意見。」
悲傷中的悲傷
陳映真的講法還是含蓄了些，「只是在政權的問題上，兩者有激烈而徹底的不同意見。」講白了，就是台灣即使政權變天，也等於換湯不換藥，特權階級如故，弱勢族群如故，被剝削與剝削的關係如故等。他抨擊「無條件西化論」（見陳映真小說〈唐倩的悲喜劇〉等），他痛心美國大量製造出來的「精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自己民族、民族文化、歷史的程度不同的怨恨（見陳映真小說「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天〉、〈雲〉、〈萬商帝君〉），「然而，有誰具體分析過（中國大陸）開放改革體制下中國社會矛盾的本質呢？」、「有誰去分析過這個龐大官僚獨佔的、半封建、半社會主義社會對世界資本主義體係之新殖民主義式的結構性依賴的形成過程，以及在這過程中呈現出來的、新的榨取和階級支配的關係呢？」（見前引〈悲傷中的悲傷：寫給大陸學潮中的愛國學生們〉）。
林瑞明不察陳映真非但「講過些話」，而且他被國民黨下獄七年之前，自從一九五○年代，便已念茲在茲，滔滔不絕在他的小說中批判種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大環境之惡（見〈我的弟弟康雄〉，1960），對於二十世紀城市化的台灣住民（尤其是知識份子）的文化身世及時代困局，華文世界沒有人比他寫得更鞭辟入裡的。大陳追求的是一種超越政治嬗遞，格局更寬廣的獨立，民族文化的獨立、個人生命與人格的獨立，對於世間真相不妄斷、不閃躲的獨立認識與獨立判斷。
一九八九年九月，人間雜誌因財務困難停辦，然而早些時候，陳映真仍毫無憚忌的，在〈悲傷中的悲傷：寫給大陸學潮中的愛國學生們〉中發出對各種政治立場皆不討喜的鴉鴉警語：「在遠遠沒有這些思維、分析與解答之前，同學們竟懷著單純卻毫無政治和知識實體的虛無口號與理想，虛弱以死，甚至引燃一場毫無進步實質的大亂，三度浩劫之餘，徒然讓新的一批特權化、買辦化和美國化的知識份子，繼續敵喋喋不休的咒罵自己的民族、歌頌西方的進步與偉大…這是何等的
悲哀中的悲哀呢？」
在台灣長大的中國人
二十二年後的今天，再來讀陳映真這篇舊文，不能不感歎，左派人士對於人類世界的預言，尤其對於人類淪為生產與消費工具的戒慎恐懼，依然具有「哭泣的先知」耶利米話語一般的，令人哀思的氤氳。台灣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心越來越困惑，對人生的滿意度也越來越低…；中國社會似乎也正走上類似的道路。只是，如何能夠建立公平正義的人間，而不使人斥之為烏托邦的幻象，確實越來越費力了。
現在回想，陳映真應該是自「十．三事件」後就鐵了心，絕不能隨波逐流。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早晨七點，「和十一年前一樣，我被兩人一左一右地夾持著，坐進一部大轎車。放眼望去，整個巷子若說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大概也不為過。」幸而這次二進宮僅兩天，而上回是坐監七年（1968～1975，原判刑十年，因蔣介石逝世大赦提前出獄）。但歸來後他經營的公司大受影響，由於消息見報，情報調查單位間接趕走了他的一些客戶，「我的生意，我的生計，正面臨著危機」，然而「劫後歸來所感受到的溫暖，使我感到我在文學工作上是何等虧欠了無數說與不說的兄弟們、朋友們、同胞們的期待…我決心不論今後的生活多麼艱難，我要把這隻筆獻給我所愛的中國和他的人民。」（見陳映真，關於「十．三事件」，收錄於《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洪範書局，2001）
那年，陳映真四十二歲。無論台獨人士喜不喜歡，陳映真筆下的「中國」包括台灣，由於他對於人世間的觀察、關注、思考集中於斯，這個常自稱「在台灣長大的中國人」，說到做到，經過六年的砥礪與醞釀，創辦了揭發台灣社會各面向疾苦的「人間」月刊。
我們抵死不肯相信
陳映真在好幾篇文章中提到，父親在他入獄第一年初次來探視，留下這樣一句話：「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陳映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寫道：「記得我是飽含著熱淚聽受了這些話的。即使將『上帝』詮釋成『真理』和『愛』，這三個標準都是不容易的。」（見〈鞭子與提燈〉，收錄於《知識人的偏執》，人間出版社，1976；《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洪範書局，2001）
「真理」和「愛」始終是「人間」雜誌的主要關懷。陳映真在「人間」雜誌創刊號的發刊詞中自問自答──
「為什麼在這荒枯的時代，要辦『人間』這種雜誌？」
「我們的回答是，我們抵死不肯相信：有能力創造當前台灣這樣一個豐厚物質生活的中國人，他們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我們也抵死不肯相信：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心靈已經堆滿了永不飽足的物質慾望，甚至使我們的關心、希望和愛，再沒有立足的餘地。不，我們不信！」（人間雜誌創刊號，1985/11）
痛心台灣淪為惶惶不可終日的消費社會，不僅是陳映真，一九七○年代新馬成員佛洛姆（Eric Fromm）系列社會分析譯叢的暢銷（如《理性的掙扎》、《逃避自由》、《希望的革命》等，志文出版社），一九八○年代法蘭克福學派諸家著作被廣泛閱讀，皆顯示台灣知識份子已覺察社會發展的動向，但當時大多數知識份子的燃眉之急，似乎仍是驅逐自二次大戰結束後盤據台灣的獨裁統治，大家以為，一旦壓制基本自由與人權的國民黨政權下台了，建立一個民主的政府，台灣人便可以開始重建民族的自信，從而重拾個人的尊嚴。
認為「國民黨下台．反對黨上台」是換湯不換藥的陳映真，卻絲毫不存幻覺，在反對黨組黨的緊鑼密鼓中，他幾乎是卑微的為「人間」找到一個溫和的角落，以宗教的情懷來繼續一貫的苦行。「人間」發刊詞甚至收斂了社會主義論調，改以較為普世性質的人道呼喚，訴求「信．望．愛」的再臨。
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反對黨
在「人間」創刊前，有幾篇陳映真的中篇小說，也基於策略上的需要，突然轉向較無控訴意味的自然主義風格，如〈鈴璫花〉、〈山路〉（皆於一九八三年完稿、發表），謹慎的陳訴國民黨迫害異己的事端，處理成敘事者目睹的人間風景之一，而絲豪不做評論。就策略而言，〈鈴璫花〉是成功的作品，緊接的〈山路〉則斧痕畢露，敘事者李國木的大嫂蔡千惠，為了替出賣朋友（包括李國木之兄國坤，後被槍斃）的哥哥蔡漢廷贖罪，甘願謊稱為國坤之妻，尋尋覓覓到赤貧的夫家做牛做馬，撫養國木長大。她生前留下一封信，信中有這樣的表述：
「就這幾天，我突然對於國木一寸寸建立起來的房子、地毯、冷暖氣、沙發、彩色電視、音響和汽車，感到刺心的羞恥。那不是我不斷地教育和督促國木『避開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實的結果嗎？」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輕死以贖回我的可恥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後的七年中，竟被我遺忘了。」（〈山路〉，收錄於《鈴璫花：陳映真小說集5》，洪範書局）
三個月後，她枯槁而亡。在陳映真無數小說人物的死亡安排中，〈山路〉的蔡千惠之「心」死，最是教人怵目驚心。不似〈我的弟弟康雄〉那種死，還接近「上世紀的虛無者的狂想和嗜死」；不似〈將軍族〉：「此生此世，彷彿有一種力量把我們推向悲慘、羞恥和破敗…」。蔡千惠死於安樂，卻毫無勝利者的喜悅，她是一個見證過周圍的人對公平正義的、光榮的追求的老人，也目睹過他們慘遭滅死，如今她過去的敵人，竟以另一種無人可抗拒的時代壓力，侵蝕、征服她和李國木的人生；蔡千惠死於領悟大局不可逆的喪志。姑且不問以她的知識背景，是否能夠聯結起促成國民黨的政治迫害與造成台灣人淪為消費動物之間背後龐大的政經結構，隱隱中，細心的讀者竟可察覺陳映真的焦慮感在膨脹，或許還不只是針對台灣鋪天蓋地的拜物巨流，而是眼見那個仿效國民黨主張經濟自由化的、凡事以美國為馬首是瞻的反對黨，竟真的要組黨，竟真的要執政了嗎？
為所有的弱勢者發聲
在美麗島事件（1979）之後、組黨（1986）之前的黨外運動，已逐漸走向分化省籍族群的險路，詮釋台灣歷史更常有便宜形勢的扭曲，這也是陳映真憂心的源頭。他筆下〈山路〉的李國木，便是當時懵懵懂的台灣新生代樣板，對於近在咫尺的家族（與民族）悲劇無法判讀，只能悄悄任其模糊或消逝；在〈萬商帝君〉（遠景出版社，1983）中的劉福金，則突顯反對黨支持者的教條化，對於台灣政治改革的期待，僅停留於清算國民黨的罪行，甚至有罪及所有外省人的傾向。他認為，一旦反對黨的意識型態宰制了台灣的政治現實，新的偏見將使歷史真相更難還原，而新的對立與仇恨會不斷滋長，終至原本深陷於各種匱乏的深淵（物質的、精神的）的廣大群眾，更無法獲得及時合理的救濟。
那是個民怨併發的年代，走上街頭成為唯一正當的發洩管道，街頭是社會運動角力的戰場，也是社會階級矛盾的櫥窗。「人間」雜誌恭逢其會，不但卯足勁替當時的所有弱勢者發聲（娼妓、農民、漁民、工人、原住民、外籍新娘、殘障者、同姓戀者、受虐兒童等），還為台灣過去的弱勢族群重整歷史（見〈台灣客家：歷史．革命與族群認同〉大特集，1989年一月號），逐一刺破台灣百年來傷痕的廣度、深度與密度，都是文化界空前絕後的。
但「人間」的集稿並不總是順利，有一次我問陳映真，處理某些文字缺損、義理不順的稿件時，難道不會覺得有些大材小用嗎？把這些心力用在寫自己的文學作品，難道不是更值得嗎？大陳答道：「我個人的創作當然重要，但『人間』是大家的事業，是台灣知識份子的良心事業，這是更重要的。」
對台灣的最後警鐘
前面說及陳映真的寫作「策略」，絲毫無貶損之意，吾人必須把他一生的寫作出版工作，當成改造社會的事業，不能單一看待任何他處理過的文章、雜誌、書籍，它們像是一大片意識的建築群，尤其是他的小說，不只是為創作而創作，不僅是藝術上的追求，從〈麵攤〉（1959年發表）到〈忠孝公園〉（2001發表），都直指他要打倒的對象，都提示了他要建立的人間。為有效說明他的想法，他甚至發明一種介於小說與報導之間的文體，譬如〈歸鄉〉（1999發表）、〈夜霧〉（2000發表），或是介於報導與評論之間的文體，譬如〈洩忿的口香糖〉（人間雜誌，1988年七月號）。
再對比陳映真小說作品發表的時序，我個人覺得「人間」雜誌已是陳映真的最後反撲了，從試刊號（1985/10）到第四十七期（1989/9），左派文化人該觀照的、該批判的，都做得差不多了。而如果〈山路〉是大陳為台灣敲起的第一響喪鐘，〈趙南棟〉的發表（1987/6）就是他的最後警告了。
〈趙南棟〉中的兩兄弟，父母都是政治犯，母親在生下弟弟趙南棟後被國民黨槍決了，趙爾平兄代父責，在父母舊友協助下，把趙南棟拉拔長大；少年的趙爾平，在宿舍的桌上，壓著他用顏體寫的「立業濟世，達恩報德」，中年後，他去一家跨國藥廠做行銷經理，為了衝刺業績無所不用其極，「他的少年時代對進德修業的生命情境的嚮往，於今竟已隨著他戮力已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中，崩解淨盡了。」至於趙南棟，由於生來俊美，自小被驕寵著長大，出社會後就是混著過的，沉醉於肉慾，吸膠、侵佔，最後入獄服刑，按照他友人的描述，「他們是讓身體帶著過活的。身體要吃，他們吃；要穿，他們就穿；要高興、快樂，不要憂愁，他們就去高興，去找樂子，就不要憂愁…」
在〈趙南棟〉的尾聲，兄弟的父親病逝那天，趙南棟剛好趕上目送父親的遺體進太平間，「他走到太平間右側的一棵老榕樹下，跌跤似的坐了下來。…始終沒有流眼淚…坐在樹蔭下，時而低頭，時而仰望。他開始感到暈眩，而他的手開始顫抖…他用顫抖的雙手揉搓的塑膠袋，把鼻子湊近袋口，睜大了那晦暗而空洞，卻依舊不失秀麗的眼睛，貪婪的吸氣。」
失格、吸膠，當然只是寓意，陳映真沉痛的是台灣人無法向上提昇；許多人在趙南棟、趙爾平身上，應該不難多少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二○○六年終於離開台灣定居中國大陸的他，對台灣是悵然的。
在讀者饑渴的尋覓舶來的奇花異果的台灣，許多人忘了近在我們身邊的珍稀寶藏－陳映真的出版品。讀他，是為了理解我是誰、我們是誰，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過這樣的生活，以及我們面對這個「人依舊吃人」的慘澹人間，為何竟然不覺得不妥？為何感到無須負責？
至於臥病於北京的陳映真，不曉得會不會承認，台灣母土上的他的忠實讀者，才是最了解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