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馬來西亞檳城協和學校的女教員白雪嬌,化名為施夏圭,瞞著父母在新加坡的馬六甲碼頭登上開赴中國戰場的船隻,同行的還有來自新加坡的汽車公司副總工程師王文松、印度尼西亞的陳壽全和馬來西亞的黃樂垣…等等。他們是響應愛國僑領陳嘉庚的緊急呼籲,從東南亞各國奔赴滇緬公路,加入「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擔任駕駛和技工的華人子弟。據統計,從1939年2月到9月期間,總共有3192名華僑機工響應「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南僑總會)」的號召,分九批回國到滇緬公路搶運國際支援物資。或許,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並未意識到自己終將埋骨高黎貢山,但是當時他們一定明白唇齒相依的道理,倘若祖國抗戰失利,他們在僑居地安適的小日子必然在日軍侵略的鐵蹄下淪喪。
抗日戰爭期間,從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地投身中國戰場的義舉並不僅止於一端。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十多年間,抗日救亡運動席捲了海外僑社的每一個角落,「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旅美華僑統一義捐救國總會」、「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等遍佈世界各地的3500個華僑救國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它們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打破宗親、地域的界線,匯成一股抗日的洪流。僅就當時國民政府財政部統計,抗戰八年期間,華僑捐款約達13億多元,僑匯90多億元,還向國內無償捐獻大批飛機、坦克、汽車、衣物、藥品等軍需物資,更認購了超過1/3的國府戰爭公債和節約儲蓄卷,大大增強了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成為國民政府堅持抗戰並取得最後勝利的物質基礎之一。
在這一場波瀾壯闊的民族救亡運動中,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同胞非但沒有缺席,還成為一股的抗日先鋒。早在1895年5月乙未割台之日起,唐景崧、丘逢甲、劉永福等台灣官紳即組織義軍抗擊侵台日軍,寫下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簡大師、林少貓、柯鐵、黃國鎮、羅福星、余清芳、莫那魯道等人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更是前仆後繼,先後爆發了北埔事件、林圯埔事件、苗栗事件、六甲事件、西來庵事件、太魯閣事件、霧社事件等抗日起義,總計犧牲了超過50萬漢族與原住民族同胞。此外,由蔣渭水、林獻堂等士紳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由林木順、謝阿女(即謝雪紅)、翁澤生等人領導的台灣共產黨,則結合文化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對日本殖民統治開展政治和文化鬥爭,並在1929年、1931年日本殖民當局兩次「大檢肅」中被捕入獄,或潛返祖國共赴國難。
「九·一八」事變之後,許多「寧做中華斷頭屍,不做倭奴屈膝人」的台灣精英,紛紛投入國共兩黨的抗日陣營,其中較為人知的有:台北蘆洲李友邦將軍領導「台灣義勇隊」活躍在浙江金華、衢州,福建建陽、龍岩等地;屏東茄冬的蕭道應攜妻黃素貞、與李南鋒、鍾浩東及蔣碧玉等人,先後潛赴大陸參加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在廣東的蕉嶺、博羅等地從事抗日工作;翁俊明、林忠、謝東閔等人在福建漳州成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吳思漢、李萬居輾轉來到重慶,參加國民政府的抗日行列;朱天順、辜金良投身新四軍;楊誠、蔡乾奔赴延安;呂方魁、林棟、松阿東、陳文英等人在晉察冀軍區加入八路軍,不一而足。可以說,在祖國苦難深重的時刻,台灣人民不僅承擔了整個中華民族積弱的苦難,也共同參與了民族奮起的過程。
抗日戰爭,既是一場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的拼搏,更是一場意志和精神的較量。如果說,鴉片戰爭是民族意識的啓蒙發軔,甲午戰爭是民族覺悟的重大轉折,抗日戰爭則是全體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總動員,國共兩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是這種民族意識覺醒的表現,第二次國共合作促使了中華民族凝聚成一個戰鬥的集體,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因此,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光復,決不是哪一個黨派單獨的貢獻與勳章,而是凝聚了海內外全體中華民族的意志與力量,無論是廣大官兵,還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實業家,不論是少數民族、台灣人民還是海外僑胞,都為救亡圖存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心力,匯合成無堅不摧的精神力量,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歷史的進步和發展。
著名的民族學家費孝通指出: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但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只有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強的欺凌與衝突中,全體中國人才意識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存空間、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戚與共的共同體。近日來,由於李登輝自陳日本是他的「祖國」,否認台灣人民抗日的事實,以及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先生決意出席北京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活動,引發台灣各界熱議。許多人將對李登輝國族認同錯亂所引發的焦慮,投射為對連戰參加北京紀念活動的攻訐,其關鍵就在於不願意承認對日抗戰勝利並不是任何一黨一派之功,而是全體中華民族的擔當與榮耀,更在於不願面對中華民族通過對日抗戰已凝聚成為以追求民族獨立、解放和發展為目標的命運共同體的事實。
這一點,藍綠陣營親美、媚日的政客們竟是難得的一致,也算是政黨惡鬥下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