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歷史與人類文明一樣古老，不管是發生在原始氏族部落之間或部落聯盟之間，為了爭奪生存資源的集體暴力；或是隨著階級和國家的形成，作為一種「營生手段」，作為統治者意志體現的戰爭形態，其共同的特徵都是以暴力活動為開端，以參戰的一方或多方喪失暴力能力為結束，是以「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為本質的極端的政治活動。在戰爭中，物質的生產與毀滅共同存在，沒有誰是完全的贏家，對人民百姓而言更是一場無法估量的災難。

16日下午，無視於日本民眾的連夜抗議以及主要在野黨的退席抵制，日本眾議院全體會議憑借著執政聯盟超過2/3的席次，強行表決通過了《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和統稱為《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的10個修正案。根據這一法律，日本首相可以根據他的判斷隨時向海外派兵並向其他國家軍隊提供支援，不但突破了現行《周邊事態法》的地理限制，還能配合美國參與未經聯合國授權的海外軍事活動，甚至在日本沒有直接受到攻擊的情況下對他國行使武力。問題是，日本憲法第九條聲明永遠放棄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上述議案顯然違反了日本憲法，徹底顛覆了戰後「專守防衛」的基本國策，為日本自衛隊與美國和其他海外軍事行動積極合作提供了依據，一步一步地走向戰爭的邊緣。

安倍政府的「戰爭法案」顯然沒有得到輿論的理解和支持，就在眾議院特別委員會表決新安保法的前一天，有超過2萬人在東京日比谷野外音樂堂召開集會，示威活動正從東京擴大到名古屋、札幌等地向全國蔓延；安倍政治「任性」也觸怒一向安份的日本文化界，18日，由日本作家澤地久枝、新聞工作者鳥越俊太郎等上百名日本文化界名人共同發起「反安倍全國統一行動」，呼籲日本民眾要認清安倍政治的本質。這一天，「零容忍安倍政治」的標語貼滿了日本的大街小巷；7月20日，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等150名日本各領域學者在東京都學士會館召開記者會，指控執行集體自衛權違反日本戰後和平憲法，認為眾議院強行表決通過新安保法案「是對立憲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破壞，也是無視國民輿論的獨裁政治的表現。」，一天內就得到了11,000名日本學者的響應。根據日本共同社的民調顯示，安倍內閣支持率跌至37.7％，不支持率上升到51.6％。調查同時指出，有73.3％的受訪者不認同執政黨強行在眾議院通過有關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安保法案，反對在本屆國會通過安保法案的比例也升至68.2％。日本《東京新聞》乾脆宣告，16日是安倍政權結束的開始。

事實上，日本輿論界將矛頭一味地指向安倍政府並不完全公允，美國才是破壞日本戰後和平憲法的始作俑者，安倍晉三不過是在這場涉及東亞地緣戰略大國博弈中的一個狡猾的玩家。眾所周知，通過「實物補償」拆遷日本工業，徹底廢除日本的武裝力量，一直是戰後初期美國對日政策的核心目標。冷戰爆發，為了聯合日本圍堵中蘇聯盟，美國迅速改變了對日政策與態度，除了在1951年片面召開了舊金山和會強迫參戰各國取消對日戰爭求償之外，還在1952年3月正式認可日本重建軍工產業，並在1954年3月通過《日美相互安全保障法協定》（即MSA協定）打開了美國軍工技術流向日本的大門。原本，有鑒於二戰的教訓，日本從吉田茂內閣（1948—1954）開始就確立了在以經濟建設中心的國家戰略框架下，走向軍工技術自主化的發展道路。此後，引進美國軍工技術成為日本企業掌握和創新軍工技術的關鍵，也為其民用技術發展奠定基礎，相互轉化，發展出「寓軍於民」的軍工體系。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日本半軍半民的軍工復合體多以民用工業的面目示人，並不設立專門生產武器裝備的兵工廠，武器研發和生產均由防衛廳以合同方式委託給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豐田、東芝等大型財閥，而這些大企業又會將任務分包給中小企業，形成了以少數財閥企業為核心的、垂直一體化的生產體系。據統計，日本從事軍工生產的大型企業就有20餘家，承包企業2500餘家，儼然構成一個隱藏於民間的「軍工帝國」。這些企業區別於美國、歐洲等國家和地區軍工企業的一個明顯特點是防務收入在其總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偏小，最高的川崎重工也只有10％左右，三菱重工為9％左右，其它企業均在1％～3％左右。近年來受制民生工業停滯，日本自衛隊訂單少，武器又不能出口的窘境，日本軍工企業生產線開工嚴重不足，市場容量限制已開始成為束縛日本軍工產業發展的重要瓶頸。

表面上來看，安倍內閣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的背後，確實有來自美國希望日本分攤全球防務的巨大壓力，但在對美國言聽計重的背後，安倍政府卻另有所圖，即其實現日本軍工產業大國化的野心。隨著日本海外出兵並解除武器出口限制的發展，不但是變相廢除了日本二戰後一直奉行的和平憲法，也將給東亞、整個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安定帶來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