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舒（北京大學研究生）
楊陽（化名）是我的高中學長，是我所認識的人中第一個選擇來台讀碩士的人。那時我們對他的決定都覺得既新奇又不解，新奇的是他這條幾乎沒有前人踏過的路會是怎樣的風景，不解的是本科就讀於大陸最優秀的法學專業的他，似乎完全可以有常人看來更穩妥的選擇。制度差異，台灣人無法理解
楊陽將來台的緣由說的特別輕描淡寫，並沒有賦予它什麼特別的意義，是純粹因為老師所說的台灣嚴謹規範的學術培養，而非那些各種散文、遊記中一切讓人流連的景色與風情。可就是這樣一個人們口中讓人暖心的地方，卻在一開始就狠狠地給他潑了一盆了冷水。繁瑣的申請程式，讓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這座島嶼對大陸的不信任，提交了所有證件的原件之後，還需要有大陸的公證，而公證之後還是需要海基會的證明。就這樣，一方面需要你的公證，而另一方面對你的公證又是完全不信任的，一份看似簡單的成績單或者學歷證明需要來來回回證明好幾遍。對於這樣的待遇，楊陽在之前都多少有一些心理準備，所以也並沒有很是失落，他將這理解為整個台灣社會對大陸正常的敵視情緒。
就像來台的目的一樣純粹，楊陽在這裡遇到最大的困難也還是和學業有關，由於他的專業是憲法，這與政治密不可分的，在與老師和同學的交流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兩岸根本的法律制度和憲法理念，這讓他最為頭疼。因為長久以來所受的教育、社會氛圍以及客觀歷史的阻隔，台灣人對大陸的很多東西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尤其是關於憲法，一些社會主義性質的東西和台灣人的基本理念是有核心衝突的。比如說到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楊陽說台灣幾乎所有人都沒有辦法理解其中的正當性，在大陸人看來理所當然的先通過縣（鄉）一級的直選，再通過正當性的轉移，到省一級，再到全國人大，而他們首先是不相信這樣的選舉制度會真正反映民主正當性，其次對於間接選舉更是根本的否定，因此，以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會制為基礎的一整套制度都缺失了根本的正當性。
歧視性待遇，缺乏人性關懷
在台學習生活的三年間，楊陽說作為學憲法的人，他對自身作為陸生所受到的歧視是特別敏感的。大到沒有健保問題，三年來讓陸生時刻處在不知哪天會生病或出意外而感到極度缺乏安全感和踏實感的境地，可以說是對「人心」一種「無形的酷刑」；小到學校退宿申請單學生類別一欄中沒有「陸生」這一欄，而且兩年多來提了四五次，學校方面仍然沒有做出這一小小的修改，更是讓他感受到了完全的不受重視。前面三屆來台就學的陸生，每次從台灣出境都要像短期停留的交換生或陸客一樣「逐次加簽」，而且每次需要承擔600元的費用，這一只針對陸生的「特殊待遇」，可以說缺乏最基本的常識判斷和人性關懷。但近年來改成長期加簽之後，原先的證件被沒收，換成了一張新的證件，這就導致新證件上沒有了原來海關入境的章，每次離開台灣的時候就需要向海關人員解釋「我」為什麼會出現在台灣這樣的問題，而其實這也許只是電腦系統資訊連網就能解決的簡單問題，但似乎沒有人願意去解決。
師兄調笑地說，這也許正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民主政治造成吧，首先一部分台灣民眾對大陸固有一種反感的情緒，他們認為陸生就不應該受到平等的待遇，而政府也必須去滿足他們的需求，才能拿到選票，因此對於陸生，僅僅是平等的待遇也會是一種奢望。而另一方面陸生本身沒有通過民主制來獲得維護權利的管道，他們沒有選票，也沒有那些擁有選票的人來幫助他們，所以在這種政治體制之下，他們就成了最不被重視、最底層的群體。
逐步開放，未來充滿期待
但無論如何，事情都是在朝好的方向發展吧。楊陽說他其實特別能理解台灣人對大陸的那種情緒，以及在這種情緒之下的一些觀點和做法，因為大陸對台灣可能也會有著同樣的情緒。這一方面是因為歷史的原因，雙方面對不同的政治體制首先會選擇防禦和敵對態度。另一方面在兩岸各自發展的進程中，台灣在反中化教育之下逐漸成為了西方制度的代言人，而大陸在自己道路之下不斷崛起，越發自信，這種相互反感的情緒反而是越積越深了。但是情緒歸情緒，從政治和政策層面來說，這種公然的「歧視性」的不平等待遇，與政府本身所推崇的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是相違背的。
而對於在台陸生本身而言，雖然他們也會有陸生聯誼會這樣自己的組織和團體，但頂多是到學校層面，一起去學校說一些事情，沒有辦法到社會層面，這是受到各方面的影響，比如大陸的台辦也會反感或者基本上不願意讓他們做這樣的事，他們之前所受到的教育或者叮囑就是來台之後安心讀書，不要牽涉到其他事情當中。又或者當他們來台之前就已經明知且默認了面對不公平的一切都應該是忍氣吞聲地渡過。改變陸生大環境最根本的還是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靠大陸政府向陸委會或是海基會施壓，來幫助他們提一些要求，通過這種方式間接地逐步去改善。雖然目前陸生大環境還是很難改變，但還是看到了一些變化，比如加簽制度的改變、助教崗位的開放、健保問題似乎也在有所進展，也讓人對未來充滿了期待。
浪頭過去，就是海闊天空
楊陽說在台灣求學的這三年確實讓他獲益很多，這裡的學術資源，尤其是對西方最先進的經驗的接觸和學習是絕對要比大陸要透徹。同時，在台灣生活的這三年，也教會了他更加客觀地去看待問題，學會去正視感情與邏輯的相互影響，去體會整個台灣社會的情緒。
在台灣會有一種很獨特的感覺，就是當你具體和一個台灣朋友交往的時候，他們都會溫柔有禮，讓人暖心和舒服，但是當你拋開具體的個人來感受整個群體的氛圍時，往往有一些不那麼舒服，整個社會發展的緩慢甚至停滯、莫名的優越感、固守的封閉、媒體對大陸的集體污蔑等等，有時候都會讓人不禁想要大聲怒吼去喚醒這座島嶼，喚醒她朝著更好的方向走去。
楊陽最後用這樣一個比喻結束我們的對話：現在可能是一個關鍵期，就好像兩個浪沖過來打到一起的時候，那個瞬間是一個很強烈的衝突，但過去之後就還會是風平浪靜，海闊天空，所以可能我們這一批人，再往後幾屆，都是這個浪頭上的人，但他相信越往後台灣社會對陸生的接納程度會越來越高，陸生會逐漸擺脫「底層」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