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期】 局外人札記

柴薪很多的地方

葉芸芸

14版 局外人 圖一

停留在路肩上的黑冠麻鷺。

大清晨摸黑出門,兩個小時的腳程,先把鯉魚潭繞了一圈。中央山脈藏匿雲海深處,隨著晨陽召喚不急不緩地出場,雲消霧散,遠山含笑,成為湖畔水濱的永恆背景,不離不棄始終相伴隨。遊子遠方歸來,緊跟在導遊施老師的後面,生怕與棲息濕地的眾多候鳥、留鳥擦身而過視而不見。步道環湖,岸邊梅花開了,流浪狗結伴躺在陽光下水泥地上,懶洋洋地,望著晨運的人們汗流浹背,白路鷥從沼澤起飛,越過湖上的小舟,中年的漁夫從水中撈起一籠子河蝦。

沿著楓林步道,加足馬力一路盤旋迴轉朝上坡開去,有時山壁在車左側,有時在車右側,一直到步道邊上懸崖處出現了一棵高大的楓樹,八人座的旅行車才停下來。楓樹下有一個遮陽避雨的涼亭,施老師介紹這是觀鳥生態攝影的絕佳據點,候鳥來訪的季節他經常在此守望露宿。從懸崖上的涼亭可遠眺海岸山脈,俯瞰山腳下美麗的花蓮平原,放眼盡是連綿不斷的棋盤式阡陌農田,都被分割成四四方方的,整齊得像是刀切的綠色豆腐。這十分符合日本人美感要求的景觀,是現在的吉安鄉,日本殖民時期的吉野移民村,而在日本移民建村之前,則是原住民阿美族人最大的聚居部落七腳川社。

沿著開滿紫色馬櫻丹的山璧,我們走在下坡的步道,一路聽施老師低聲解說觀鳥知識,靜默輕步慢行,果然耳聰目明,路肩上一隻黑冠麻鷺動也不動,不知牠專心守候著什麼? 我們也就耐心地陪伴一旁,時間有如靜止,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忽然看見黑冠麻鷺把一條長長的蚯蚓拖出地表拋上空中,瞬刻間已經吞嚥下肚,完成了一頓盛宴,我們不禁為牠喝采,卻只讓牠驚嚇展翅起飛。

貼近中央山脈邊的初音步道,延著水聲湍急的吉安水圳,豐沛水源自奇萊山奔馳而來,這也是當年移民村建設的水利灌溉系統,天色陰沉的冬日午後,花東縱谷的落羽松林依然翠綠,收割後枯黃的稻田裡,有幾隻覓食的黑烏鴉和白鷺鷥。

雖然知道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有過「日化東部」的政策,來到曾經被複製成一個日本城市的花蓮,看見座落在市區的慶修院,完全一派江戶風格的日本寺院,並不感到特別驚訝,但還是有一種時空錯置的違和感。

慶修院在1997年成為花蓮縣定古蹟,修復之後並重新請來一位日本和尚為住持,官方公告的介紹文字如是記載:

「1917年,日本人川端滿二在吉野移民村募建了這座布教所,以宗教安定的力量,撫慰移民的思鄉之情………. 吉安舊名Cikasuan (阿美族語,意為柴薪很多的地方),漢人譯作『知卡宣』或『七腳川』。『七腳川事件』 (明治41年,西元1908年) 之後,日本人在這裡開闢移民村,移民大多來自日本四國德島吉野川沿岸,於是就把這裡改稱為『吉野』。」

院內供奉的「弘法大師」為日本真言宗開祖,一位受尊崇的學問僧,他以中國草書為基礎,為日本研創「平假名」。院中供奉有八十八尊石佛,則係近百年之前川端滿二行遍日本四國島上八十八所真言宗修道寺院,一一請來的。這座布教所當年承擔著吉野移民的精神支柱,並具備醫療所、課堂室以及喪葬法事服務處等多種功能。移民村最終因二次大戰結束而收場,移民在1950年前後被遣送返回殖民母國,在戰後一片殘破的故鄉重新建立家園。

離開慶修院的時候,還有許多疑問蕩漾心中? 那被一筆帶過的「七腳川事件」是怎麼一回事? 在日本移民之前,世代以這個「柴薪很多的地方」為家園的阿美族人流落何方?

七腳川社後裔在2008年的「七腳川事件一百年慰靈祭」文中敘述:「日本派遣大軍對七腳川部落嚴重砲轟,一日之內,二百多名七腳川壯丁遇害。戰事結束後,七腳川社民被疏散到台東、花蓮等地,部落的生活區域被收歸國有,闢為日本移民村。」

據台之初,日本殖民政府以警察力量建立「隘勇線」將原住民包圍隔離在山區。日俄戰爭前為開拓財源,積極開發台灣的樟腦物資,乃大幅推進隘勇線,更為威迫鎮壓,並行「以番制番」策略,扶植阿美族七腳川社以制衡太魯閣族。不僅築建通電的隘勇線,並強徵七腳川社壯丁看守北埔隘勇線。但是由於薪資微薄,無法養家,隘勇對日人的壓榨產生不滿,遂發生衝突而爆發1908年的「七腳川事件」。日本殖民政府以軍事行動先發制人,對七腳川社阿美族人採取最為殘暴、野蠻的「滅族」政策。

從未臣服於任何「政權」的原住民族群,可能內心深信自己完全獨立自主。或許,他們更願意相信萬物平等,敬畏祖靈的世世代代,理當自由生活在山林之中。文明往往也是傲慢的同義詞,在自認為文明進步的日本殖民者眼中,山上的原住民誠然不知文明為何物,這些鏢箭掛腰的紋面野蠻人的生死問題,絲毫不勞煩殖民者的思慮。

面對著殖民帝國強盛的軍隊、綿密的警察體系與現代知識,被殖民的原住民族群只有被徹底宰制,他們身體受武力征服,心靈也受殖民者的威權文化所支配。事件之後,七腳川社倖存的阿美族老弱婦孺被迫遷移,分散依附於其他部落生活,他們被剝奪賴以生活的土地、獵場,被迫與自己的傳統與社群斷裂,他們的後代不能學習母語,而是在「蕃童教育所」被訓練成為對帝國有用的「文明人」,甚至於產生認同上的錯亂。他們不再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心靈無所依歸,從此長久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所。這是被殖民者永遠無法翻轉的悲歌。

慶修院中展示的老照片與資料,提供我們捕捉移民村時代的若干樣貌,以及貼近那段歷史的想像空間,相對於這些對日本移民村充滿理解與同情的說明文字,七腳川社阿美族人遭受滅社的史實《七腳川事件》,則在不帶有情感與批判的文字中遭受了抹殺。施叔青的小說《風前塵埃》,書寫日本殖民統治下原住民受害深沉之痛,《風前塵埃》源自日本平安朝西行和尚的詩句《……..勇猛強悍者終必滅亡,宛如風前之塵埃。》,殖民帝國固然已經走入歷史,消失如風前之塵埃,被殖民者的烙印與扭曲,卻有如暗夜幽靈陰影不散,後殖民地的人民如何不斷地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 依然是嚴酷的課題。

推動明治維新以求脫亞入歐的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得台灣為殖民地,崛起東方躋身西方列強,成為最後的一個殖民帝國。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研究,稱之為一種早熟的帝國主義,就在這早熟的政治理念下,台灣承受著粗暴的殖民統治,在政治與經濟雙軌支配之下,我們的父祖之輩,無論是原住民或是漢人,同樣都面臨與自己傳統文化斷裂的沖擊。

日本殖民統治也許給台灣帶來現代化的憧憬,但這不會改變殖民帝國主義侵略與掠奪的本質。1911年,七腳川事件之後第三年,日本總督府就在七腳川社原本近一千二百甲的土地上,建立第一個官營的移民村,引進移民1700餘人。此後,花東縱谷再開發豐田和林田兩個官營移民村,以及瑞穗、末廣等十餘座私營移民村。移民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是要在熱帶台灣生產蔗糖以供應本國之需求,移民村均由糖廠贊助免費使用的土地以及房屋建築、農具、醫藥費用的補貼,條件是只能種植甘蔗,而不是做為糧食的稻米,移民絕大部分來自四國、九州,戶長大多為經過嚴格挑選的日本軍人。唯移民既無權選擇耕作物,抑無所有權,實如同糖廠之佃農,移民事業成果難以評斷。雖然,日本移民佔當時台灣東部農業人口的17%,但是對於日本本國人口過剩的調節微乎其微,台灣移民村的最初經驗,可能成為日後在侵華戰爭中,大規模武裝移民東北(滿州)與華北佔領區的重要參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