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錦南
浮雲無根，漂泊隨化，生滅任緣。
我欣賞浮雲，白色的浮雲。我收藏浮雲，花蓮的浮雲。在台北，高樓大廈與網際網路，彷彿鐵幕，我失卻直視白雲時的純淨與沉靜，近三十年。
十九鄰的瓦房
花蓮有個小鎮，名叫鳳林。鎮南鳳信里一大片台糖所有地上，零星散布一點一點的小聚落，顯得蔗田的廣袤與單調。十九鄰內普遍的瓦房，少數的平房，稀奇的兩層樓房，地闊天空，是我初識社會的空間印象。但不論哪種房，十九鄰幾乎每家都有前庭後院；我家後院就是菜園子，還有果樹。木瓜、龍眼、芭樂、葡萄、蓮霧、枇杷，全都依時結果；至於蔬菜，沒有種不活的。土肥地沃，靠的全是人糞和豬糞。我暗怨爸爸挑糞潑園子，老把後院搞臭，被太陽曬乾後的糞還更臭。因此我不愛去後院，除了摘果子吃的時候。
我家是瓦房，前庭圍著竹籬，壞了也不怎麼修它，重點是撐著一扇柴扉當門面就好。爸爸親手將十坪大的前庭填上水泥，那一處水泥地是我的天堂。整個暑假，我時常躺在有屋瓦遮陽的水泥地上，享受背脊透涼，仰視著藍底白圖的天幕。回想起來，那是我最貼近天地的時光；「天光雲影共徘徊」，也只有那時了。唯有在故鄉那塊地上躺成「大」字時，我曾與浮雲共話過，相看兩不厭。
我家後院臨近一條小河，那曾是我的恐懼，因為淹死過人，大人小孩都有。爸爸出錢請人造了一道鋼筋水泥橋；以前的橋都是幾根竹子綁在一塊再架上兩岸的，容易損壞，容易失足。但我後來過橋時仍有餘悸，覺得河面那些雲影像死去的人。
過河後就是南迴鐵路了。每年暑日，滿載白甘蔗的火車北上經過，一群小屁孩追著扯下白甘蔗來啃，我也在其中。寒假時，客運火車經過，是我淘氣的機會。就在爸爸造的橋一端，有處小洞可以立放沖天炮。只要角度拿捏好，距離不近不遠，恰可以飛到鐵軌上方兩公尺左右爆炸。而河岸邊的籬笆和草叢，是絕佳隱蔽點。每當聽到轟隆隆的聲音靠近，看見高大整齊的列車駛來，我便算計點燃引信的時機，或嚇司機，或嚇乘客。當驚叫聲與咒罵聲陣陣回饋我的算計時，我已躲在隱蔽點裡笑，笑得倒在地上，對著無言的藍天白雲。
鐵路之後是狹長的稻田區。「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我看過而沒見過。田螺是鴨子的美食，我卻從沒吃過家裏養的鴨子，甚或鴨蛋。爸媽都說鴨有毒，鴨蛋更毒，姊說那是為了拿去市場賣的另一種說詞。橫豎我沒吃過鴨和牠的蛋，直到現在。
經過百米長的田埂便可上山，山上真的「白雲生處有人家」；媽會說部分原住民語和日語，使得以物易物的方式還行得通。在山巔上，我反而不常欣賞更接近的白雲，而是老往下看光景，彷彿自己是白雲。每次下山後都會回望山巔，覺得故鄉的山會騙人，明明像雲那般高，卻在山下看得那麼清晰，好像山巔離自己很近。每回我都暗自說不再爬山了。
下山時爸爸的雙肩總是滿載而行，有時只扛著一根巨如成人的木材，我未曾體會他中年後患有風溼性關節炎的兩條腿的壓力；爸四十五歲時，我才出生。每當爸爸下山經過那道鋼筋水泥橋時，橋身與河面同步震動。在河面上爸爸的影像，與頂天的雲一般高。
防空兵叔叔
不知何故，我對故鄉的印象停留在夏天，小學時的夏天；花蓮冬天的氣候不怎麼舒適。但春節例外，除了寒假和紅包的緣故，就是幾個空軍防空兵叔叔年初一來家裡熱鬧，把酒言歡，那氣氛的感染力至今難忘。他們一團可掬的笑容，穿著素淨一致的軍便服，說起話來卻是一人一個腔調，把家裡的客廳言語成交響樂團似的。他們對我媽很恭敬，一律稱呼我爸：「王班長！」
我原以為每年都會這樣過，直到有次，我問爸：「潘叔叔他們怎麼都不來了？」爸只是淡淡地說：「都退伍了，誰還來？」當時心裡一陣荒白，沒再說什麼。後來我才揣想，過年就該回家團聚的，那些隊上老兵是把我家權當自己家了，圖個感覺，我爸是他們的臨時大家長。到了退伍後，誰沒個窩呢？儘管他們只是單身窩在被人安排的「家」裡。
與他們稍不同，隊上有位叔叔來自夏天，名叫張青山，受過駕駛特訓。他稱呼我爸：「王兄！」有一回，他穿著同款式的軍便服，頂著烈日，走近柴門時引起我家狗兒尋常的汪汪聲。他手拎著兩串荔枝，拘謹而精神地走進前庭叫喚著我；那是我對他的最初印象，是在一個藍天白雲的日子裡，我頭一次知道荔枝為什麼能讓妃子笑。
張叔退伍後，也住到鳳信里十九鄰來，挨近我家，與張嬸育有一女一兒。每年初夏，農民曆三月二十八日那天一早，張叔會拎著自己養的羽毛亮晃晃的一隻雞走進我家前庭，叫喚著：「嫂子啊，這麻煩您了！」那天中午，我家的主菜就是紅燒雞，張叔作陪，有時還加上他沒小我幾歲的兩孩子。張叔的兒女，名字都是我爸起的。張叔喚他女兒：「丫頭！」國中畢業她就嫁人了。張叔的兒子小時候叫我：「哥！」他曾是我的玩伴。
張叔說過自己不認識幾個字，當年十幾歲，在北京的街面上玩，就在青天白日下給拉來部隊了。這幾年大陸劇紅過，我憶起他在花蓮那地道又獨到的北京腔，想著他是否也在故鄉看過故鄉的戲？
爸曾說在部隊時，張叔有次手術差點丟了性命，因為爸的照顧幫上一點忙，張叔也就一直記得這一點事，每年不忘為我爸慶生。退伍後，張叔在鳳信里的台糖蔗田裡苦幹實幹，勤懇持家，日頭成全一個黝黑的他。他總在週末晚上牽著兒子來我家共看古裝連續劇，從黑白畫面看到彩色畫面。
可爸老不待見張叔，自視比人家有材料，常對人使性子，即使兩人都是士官長退役。二姊說，有回爸發脾氣一吼，張叔在椅子上哆嗦成雕像般，一動不動。哥曾看不過去，對爸說：「張叔叔對你忠心耿耿哪！」爸回說：「他就是集合從不遲到早退，循規蹈矩，立正敬禮而已。這樣換誰不能當士官長？」張叔懂駕駛，爸早年曾力勸他兩人合作，一定能搞出點動靜；張叔沒答應。
十多年前，我去過故鄉一趟，看見已白髮而獨居的張叔。他一開始認不出我，然後要我留下來吃盤水餃，我婉謝了。他問起我爸近況，我說母親已過世，我爸還好──自己聽了都覺得敷衍，張叔則若有所思。當時電視機正播報新聞，張叔忽然糟心地說：「這國家…。」我知道他會怎麼說，但我只匆忙地希望他想開點，在這「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僻遠鄉間。
明月以外是長夜
一路追隨我爸的，還有位劉叔，雲南籍，當過准尉排附，懂木工；但他是為了我二姊而追來十九鄰住。二姊因此趁國中建教合作的機會而避走台北，媽每提及這事就尷尬地笑。後來劉叔娶了一位賢慧的阿美族姑娘，總是笑臉洋溢的。她為劉叔生了三個孩子，生頭一胎時在半夜，劉叔慌慌張張跑來我家尋求協助，我媽當了臨時助產婆。
我對劉叔的印象不在藍天白雲，而是中秋明月。明月下，就在我家前庭擺張圓桌，桌上放盒月餅，幾顆文旦，幾瓶米酒，和一些堅果類的零嘴。劉叔、張叔和爸爸，有時還湊上幾個記不得的長輩，以各種腔調敘說著我還不懂得的故事。明月以外是深廣無極的長夜，陰鬱如碧海。
有一回，約莫讀小六那時候，我瞥見劉嬸從劉家悲傷地掩面離開。那時她已和劉叔離婚了，許是來看孩子的吧？後來她倆男孩都念軍校去了。十多年前去故鄉那一趟，我遠遠瞥見佝僂蒼顏的劉叔獨自蹲在荒蕪的蔗田裡扒索些什麼；他突然抬頭望了我一眼，我居然暗幸他沒認出我，讓我可以未發一語地離開。爸曾說劉叔疑心病忒重，難相處；別人也這麼說爸。
每年盛夏，時常在近午時分，有位推光頭的在家居士戴著斗笠，頂著烈日，提著一顆花蓮土地生長的西瓜送來我家。那是他誦經念佛的果品，他叫桂昌榮。桂伯伯一人獨居十九鄰，屋裡沒有電燈、電扇以外的任何電器；平時罕見他與人互動或交談，除了誦經念佛時還叫人覺得他存在。因此，他與我家的沒什麼言語的「往來」，反成為十九鄰受人側目的一件小事。
我頭一回懂得人的死亡，就是因為桂伯伯。他的墓碑中間刻著：故陸軍上尉桂昌榮之墓。旁邊刻著他的籍貫地：湖南祈陽。
桂伯伯有封遺書留給爸爸，委託爸爸處理後事，書中有：「…可憐我！可憐我吧！」以後多年，在爸爸逐漸失智前，我總聽到爸爸反覆耳提這兩句話，好像深怕忘記。於是這簡單的兩句話，始終很沉重，對爸對我。那時我讀小學三年級，桂宅來了三位法師念經，爸要我穿戴孝服孝帽跪拜著，當桂伯伯的義子。我不耐久跪，轉頭問了一句：「還要多久才能回家？」竟看見爸的面龐被淚水糊滿。他以怒紅的眼神低聲說：「住口！」
每年清明掃墓，爸帶我到那處沒看過盡頭的公共墓地，祭拜桂伯伯，於是我從小看過各種造型的墳頭與墓碑。墓區沒有高樓，一望遠便是藍天白雲。大部分人掃墓是來祭祖的，他們祖墳的碑上多篆刻著自己家族的姓氏，有些甚至建成具有縱深的前庭，許是子孫滿堂的家族所有吧？桂伯伯則只有單薄的一面石碑，好像一張立著的撲克牌。但我發現，不論大小墓碑，每座都刻上往者的籍貫。爸好像說過，桂伯伯在祈陽老家有個女兒，但他在世時沒講明白，連詳細地址也沒人知道。他一死，那沒人聞問的故事也就隨風散去了。別人祭祖，爸和我祭他，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空烈日問孤墳
小學畢業後，我向升學隊伍就位，鳳林國中位於鎮上。回想騎腳踏車往返那三年，我對生活的印象停滯在課桌與檯燈。腳下透涼的前庭，近在身邊的青山，舉目可見的白雲，幡然遠離；而不見天日的夜晚，倒浸透了生活背景。就讀花蓮高中以後，通勤、住校，我都嫌。以讀書升學為堂皇理由，我說服爸爸賣房遷居到鄰近花蓮市的吉安鄉。
搬家後，上學近了，信息較多而新鮮了。從吉安鄉到花蓮市的建築，多是兩層樓以上，鄰近花中的亞士都飯店更不在話下。人的心氣隨著建築長高，卻離地日遠，也離故人越遠，彷彿頭重腳輕，本末顛倒的感覺；但我沒以為忤。
吉安鄉曾有間防空學校，附近有座眷村，但多是有屋沒眷。爸的同袍故舊退伍後，不少人獨居在這兒；另有一部分人住進新城鄉嘉新村。沒想到十年後，因為搬家，換成爸常走訪那些從前來家裡過新年的防空兵叔叔。
吉安鄉還有座軍人靈塔，位在一處山坡上，在藍天白雲下的景致極好。清明時節爸帶我去那兒祭拜，他每從數不清的小名牌中尋找兩個名字：李龍彪和毛玉田。毛伯伯原住十九鄰我家對面，後來搬進花蓮市榮民之家，他曾送我一塊罕見的「袁大頭」。至於李伯伯，我沒印象，只有爸尋著他小名牌時的嘆息聲。
「清明時節雨紛紛」，我不曾體驗過，記憶中的每年清明都沒下雨。搬來吉安後，除了軍人靈塔，還要往南回鳳林鎮為桂伯伯掃墓，全是晴空烈日下的印象。
我曾借住嘉新村一位江西籍的陳叔家裡，為了準備大學聯考。念大學期間，陳叔過世了。公祭陳叔時，我發現獨身的陳叔人緣很好，現場有許多參與悼祭的年長老兵，不少人還自台南趕來。令我訝異的是，蟄居鳳林鄉間多年的老爸，原來也是個人物。那些多數我沒見過的長輩，居然像列隊般站好，等候我爸一一握手。
陳叔公祭儀式上的畫面，讓我回想小時候爸說的故事：他在隊上資格老，參加過抗戰四年，戰場表現很勇敢，我當時還笑他吹牛。抗戰結束，爸不到二十歲，其他人多在這以後才從各地來到隊上充數，沒幾年就被部隊輾轉帶進台灣了。在我來台北求學乃至工作期間，爸已陸續為其中的不少袍澤送行，並年年獨自一人去祭掃那些日漸增多而超出他年紀和體力負荷的老兵靈塔與墳塚，包括鳳林公墓的桂伯伯──我的義父。
隨風來去似浮雲
二十多年前開始，有些沒死在公墓或沒病倒榮醫的單身老兵，收拾簡單行囊，拎著花蓮名產，回到大陸南北各地，想把年邁身軀留在十幾歲就離開的故鄉。但成了家的，不論老伴是閩客人還是原住民，問題比較複雜，許是心緒像往返兩岸間那樣左右為難吧？直到他們再也奔波不動或無能思考。「落葉歸根」，常只是一種久遠的傳說和願望；他們是浮雲，注定隨風來去。「天上浮雲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四十年來家國，多少滄桑卻輕如炊煙？那些歸鄉落地了的叔叔們，怕也像杜甫那般發出可嘆的長音吧！
不過，我爸倒因著歸鄉的他們而省了些心，不省心的只剩那些散落在花蓮南北各處的墳塚和墓碑。但更不叫他省心的人，是一位早已遷居海外，入籍他國的同鄉老長官。爸十五歲時虛報十六歲，跟著這位老長官出征，自此遠離湖南故鄉，…。近半世紀後，爸才隨團返鄉探親，以花甲身軀跪倒父母墳前。
那位老長官很照顧爸爸，他離台後常寫信來家裡。那是從海外大城捎給台灣東部鄉間山腳下的一份綿長的、深情的、溫暖的問候與關懷，我當時卻不明白他們何以要苦苦維繫那一點微弱卻又執著的通信。這兩造的階級距離、空間距離、生活距離是如此遙遠；久而久之，我對這種信息公式產生逃避式的冷漠與疏離，加上在台北就學與工作的關係，而沒幫爸爸回信給他了。於是那孤獨的老了的爸爸，和更老更孤獨的老長官，持續在茫茫大洋兩端的孤燈下，顫抖地關懷彼此。有一回，我瞥見老長官來信中的幾句撩亂的字：「離開台灣多年，親友、故舊、門生早已生卻疏離；唯有你還有情有義，…。」那時爸已被我強迫搬來台北。
明月何曾是兩鄉
台北就是個「高」字，高樓層，高消費，高學府，高收入，高物價，高血壓，…，凡事高人一等，凡事比高。好像矮了一截，就萬丈深淵，或萬劫不復那種滋味。做為高素質、高格調的台北人，「忙」是最好的寫照與理由，忙得沒空好好生活，好好做一個人。每年清明，爸還南下花蓮為故人掃墓；我以媽的骨灰在台北為由而省事，並圖想著有沒有更省事的辦法。
王昌齡送別友人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夠豁達！青山明月確實無異，花蓮台北看去卻有不同。我還沒在台北找到一處望去清晰的山，也沒找到一處不見高樓礙眼的當空明月和藍天白雲。「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我既不存在耿耿，而耿耿於台北的工作與生活，自無仰視浮雲的時空，也沒有富貴浮雲的情思了。
想起爸曾遠駐馬祖，受命枕戈待旦對著來自故鄉的敵人；然而馬祖的碧海，馬祖的藍天白雲，反讓他更接近故鄉吧？這麼想著時，我憶起故鄉故人故事，伴著爸爸的骨灰罐，車行在蜿蜒的山路上。窗外的青山、白雲、墳塔，好像人的終極歸宿，哪都一樣。不同的是，台北連這歸宿都是高樓大廈級的，深庭高台，金碧輝煌。
爸曾給我藍天白雲和青山綠地，地闊天空的生活和溫厚樸質的故事。如今我將他閉鎖在這金鑾大殿的小格子裡，青山白雲就在外面，但卻更覺遙遠，心如浮雲。告別爸爸時，只有家人在場，媽十多年前已安厝在同一座金鑾大殿。爸生前的故舊袍澤，像浮雲般散去，一如我們自己浮雲般的際遇。很快地，日落日昇，人世流轉的忙碌巨輪，又將輾過無數風乾的記憶，承載新人新事迎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