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香港反「普選」的一點反思
■ 羅加鈴（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生）
幾年前，聽過一門課，授課教授與學生們以「正義」為題，有段發人省思的對話：
教授：「什麼是正義？」
學生們：「顧及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以多數人的權益為重、少數服從多數…。」
教授：「依據大家所言，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假設你是醫生，急診室剛接收了幾個在車禍中嚴重受創的病人亟需器官移植，分別為心、肝、腎臟和眼角膜…否則將殘疾一生或性命不保。當醫院急著替這些病人聯繫器官取得事宜時，你正替一個身體強健的人作例行性的健康檢查，他的器官若全數捐出，會因此喪命，卻可能拯救正在急診室等待器官移植的一群病人。此時，你會秉持『正義』，秘密的將此人迷暈，迫使其在被動狀態下捐贈器官嗎？」
學生們一陣譁然…
上述案例或許極端，卻可以提供我們反思所謂「多數正義」的悖論。事實上，我們生活的世界，許多相關的社會議題經常被冠以正義或民主之名，以這種多數決的方式來論定。但是，多數人的意見，真的就代表正義之聲嗎？那些被掩蓋的少數者的聲音，他們的權益又該如何伸張？難道沒有其它辦法能取代當前的提案嗎？除了公民表決，是否有其它取得共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誰才能夠代表真正的「多數利益」？
是誰躲在正義的背後
近幾年就學於香港，越是浸入香港文化，越是發現香港和台灣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一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二是「反中國大陸的情緒」。一般來說，西方已開發國家由於發展的早，某些地方確可作為後進國家借鑒，但一味地把西方的發展模式當作準則，進而盲目照搬其政治制度作為民主化的依循，並不適宜。
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西方國家，強調私有產權，極端重視個人主義，從而派生出保障個人權益的種種制度，選舉權便是其一。人人自主，人人有權選擇心之所趨，看似合乎情理，但在以私有制為前提及立足點不平等的條件下，掌握社會資源的少數人往往可以操縱輿論，偽裝成多數利益的代表，而弱勢的勞苦大眾卻成為制度的屈從者或犧牲者。因此，在西方普選制度下的多數決，非但無法體現正義和民主，反而經常成為合理化統治菁英壓迫弱勢者的工具。以美國為例，2008年投入美國總統選舉的其中兩位候選人Ralph Nader（無黨籍）和Ron Paul（共和黨）雖非左翼人士，但因為前者批判高盛集團的作為禍國殃民（反資本），後者反對出兵伊拉克（反戰）而受到資本家所掌控的傳媒的封鎖，許多美國公民根本不知道他們參選，當然也無勝出的可能。
有鑒於此，大陸中央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釋出有別於西方普選的提名法，卻被習慣西式口味的部分香港人稱之為「假」普選。問題是，他們口中代表「國際標準」的「真」普選，非但不是普遍施行於所有的西方國家（美國的選舉人制度是間接選舉、歐洲的多數黨內閣從來也沒有一人一票的直選過總理），也已被許多國家證實無法體現正義。更何況在當前「占中」「反占中」的這場政治角力中，擁護大陸中央所提出的普選方案的聲音已不只出現過一次，不但連署簽名者超過100萬，8月17日參與遊行者也超過10萬。但是，這些聲音卻可以被占中人士與親西方媒體視而不見。
香港已回歸多年，對於大陸中央釋出的辦法若覺不妥，核心的反對者為何是串連西方勢力（尤英美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進行抗爭？又為何積極引入已被批判多時的西方普選制度作為替代方案？而這一切，為何又是發生在美國將全球戰略佈局轉移至亞洲以牽制中國發展的今天？值得人們深思。
引狼入室將斷送和平契機
自中國經濟崛起以來，西方世界就不斷釋出「中國威脅論」的訊息，好似中華民族一旦富裕，必然運用經濟優勢，強化武力，向鄰國擴張。這種以偽造性言論來打擊社會主義國家的手法，源於二戰以來的反共意識，目的是對反抗資本主義的各種因子進行圍剿，以鞏固西方統治菁英的權力。
過去，擁有戰後經濟優勢的西方各國，可以運用凱因斯主義（高福利、高就業和高消費政策）來美化和掩蓋資本主義的罪惡；利用現代化理論的線性發展史觀來欺騙後進國家，倘若追隨其資本主義道路便可擁有等同的生活水平。同時，再大量製造和散播關於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負面訊息，最具代表性的是「貧困」和「反民主」。但卻絕口不提社會主義國家的貧困是來自戰後的百廢待舉，以及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亦迴避解釋戰後西方國家的武力威嚇，迫使社會主義國家為了確保主權獨立必須維持備戰狀態，從而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採行人人縮衣節食的分配制度，以將更多剩餘投入軍重工業的發展。例如，中國大陸在缺乏外援下，既要強化軍備，又要穩定民生，只能依賴僅有的農業資源，從農民身上轉移剩餘；同時為了讓有限資源達到最佳分配狀態，被迫實行戶籍和糧票制度，以避免都市人口增多帶來的公共支出增長，分散了國家建設基金。此舉卻被污名化為沒有遷徙自由和反民主的表現。
雖然，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受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影響，西方世界的經濟水平每況愈下，凱因斯主義和現代化理論的萬靈丹假象早被識破，但反共意識的宣傳從未間斷。兩岸四地由於不同的歷史發展和經濟基礎，政治制度與文化形式必然有所差異，看待彼此帶有某些刻板印象，雖不足取，但可理解。這種現象，不僅中國有，世界各地都有；不僅一國之內有，國際之間也有。這種因為政經發展等複雜因素所造成的誤解，歷史上難以細數，但不應把當前的民生困境片面的看成是中國崛起後所衍生的問題，更不該將其上綱為反民族的情緒。
舉例來說，許多台灣和香港民眾認為，高失業率、高房價和通貨膨漲等問題是拜大陸所賜，因此不時出現「排陸」的聲音，更有甚者提議「反中」或「獨立」。事實上，資本流動，關乎利潤多寡，無關民族親疏。台灣、香港，乃至世界各地當前的經濟問題，多半受全球政經局勢牽制，當美國憑藉軍事霸權毫無節制的發行美鈔，大量國際熱錢在全球生產過剩的現實下，湧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炒作，因此不論大陸資本是否投入，不僅台港，全球各國的都會地區都有高房價和通貨膨脹等問題。
不可否認，大陸現階段的發展，仍有諸多缺失（例如嚴重的貧富差距和腐敗貪污），所以許多台灣和香港民眾對大陸政體及和平統一存疑。坦白說，不論是客觀環境的問題，還是人們主觀思維的疑慮，既是從歷史中來，就只有在歷史中才能消解，這須要時間，要求一蹴可幾並不實際。若想以串聯西方勢力來解決問題，只是引狼入室，不僅會把問題複雜化，還會斷送得來不易的和平契機。過去，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為鞏固自身利益，不斷打擊反資本主義的各種因子，並利用意識形態差異來製造許多國家內部的民族分裂（例如東西德、南北越和兩岸四地），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對立。現今，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為維護固有的國際霸權，維護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再以類似手法強化中國內部民族，以及周邊國家之間的仇恨情緒，讓大量社會資源被運用在平息抗爭和擴充軍備，我們是否還要相信西方國家的介入，真的是為了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