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與中日兩國發展戰略的對撞

■ 劉亞洲

編按：大陸參考消息網4月份刊載一篇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劉亞洲上將針對甲午戰爭所發表的文章，文中的觀點被一位德國學者譽為「目前中國最高水平的軍事戰略思想文獻」。本報特刊此文摘錄之重點，以饗讀者。

甲午戰爭是一場深刻影響和改變了兩個國家命運的戰爭，這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再往大處看，它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歷史。當然，受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對中國而言，這場戰爭的歷史深刻性在於兩點：一、戰爭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至今仍在追問之中；二、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戰爭的傷口並未癒合，仍然橫亙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對這場戰爭疑問的解答，構成了我們民族進步的階梯。從這個意義上講，甲午戰爭已成為一種標誌，一個符號。

一、制度

甲午之敗並非海軍之敗，也非陸軍之敗，而是國家之敗。甲午戰爭日本的勝利是制度的勝利。大清帝國的失敗是制度的失敗。鴉片戰爭喚醒了清朝的同時也喚醒了日本。但兩個國家學習西洋文明，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另一個則止於外形。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飯吃，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衣穿。當飯吃的消化了，強身健體；當衣服穿的只撐起了一個模樣。

日本從來不是領導世界歷史文明潮流的強國，因為它缺乏文明的原創力，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時能夠輕裝上陣。況且日本是個愛學習的民族，誰強跟誰學，而且學得有模有樣。當年它被唐朝打敗之後，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時日本彌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風。二戰結束後，東京的廢墟瓦礫還沒清除乾淨，裕仁天皇就簽發了向美國派出留學生的詔令。

明治維新短短30多年時間，便把日本變成了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最主要的標誌是人的覺醒。日本秉承中國文化上千年，其國家形態與它的母國是一樣的：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人民只有宗族意識，沒有國家意識。那時候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和日本來，都一致承認中日兩國人民的忍耐與堅忍無與倫比，但另一個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對壓迫逆來順受，毫無主動性和創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國人的書叫《支那論》，說中國人「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沒有感覺，仍能繼續活著」。其實以此來形容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風東漸之際，日本人斷然斬斷了上千年的文化臍帶，脫亞效歐，加入了西方的發展行列。人民變成了國民。

明治維新時，日本還搞了「自由民權」運動，其核心是「納稅人的參政權」。大久保利通說：「國家強大源於民眾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務運動相反的路，鼓勵民間資本。腐朽的制度不僅阻礙民族發展，為敵國入侵提供可能性，並在關鍵時刻出賣民族利益。甲午戰敗後賠了那麼多錢，可戰前買軍艦，竟一分也掏不出來。有了國民，就有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都認為，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國民國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國家模式。反觀大清帝國，當日本在不顧一切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的時候，清朝則不顧一切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於萌芽之中。

梁啟超說：「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日本自然資源實在匱乏，所以就最大限度開發人的資源。明治維新時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它首先抓的是對人的教育，以「歐化」後的新式教育，取代「唐化」後的舊式教育。甲午戰爭10年後，日本又打贏了日俄戰爭。日本天皇說，贏了這場戰爭，他最應當感謝的是日本的小學教師，因為日本士兵絕大多數都受過小學教育，而沙俄士兵則大多數是文盲。

清朝的教育是中國歷史上最差的教育。國家圖書館收藏有兩份清朝的名單，第一個名單上的人是傅以新、王式丹、林召堂、劉子壯、陳沅……；第二個名單上的人是李漁、洪昇、顧炎武、金聖歎、黃宗羲、吳敬梓、蒲松齡、袁世凱。第一份名單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狀元，第二份名單上的人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這兩份名單最能說明教育的問題。

二、戰略

甲午戰爭其實也是中日兩國發展戰略的對撞。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東方，亞洲各國相繼沉淪，只有中日兩國奮起自強。中國發起洋務運動，日本搞起了明治維新。洋務運動的宣導者和參與者，在建立現代國家的努力上，與日本明治時期那代人，應該同樣值得尊重。問題是，東亞狹窄，容不下兩個國家同時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國這樣的大塊頭崛起，這就決定了中日間必有一戰。日本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則懵懵懂懂。中日雙方都在西方船堅炮利的逼迫下進行戰略轉移。日本實現了由傳統戰略向現代國家戰略上的徹底變革。相反，清朝在確立具有現代特徵的國家戰略上始終裹足不前。直到國家覆亡，都沒有制定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戰略。

所以，第一位的是要有戰略意志。日本是個島國，它始終認為自己的出路在大陸。為了踏上列島西邊這片大陸，它已經準備了上千年。中國歷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戰略家，但是難以有跨越數代人的長久性大戰略和實行這種戰略的意志。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時，叫囂的是「國運相賭」。清朝就沒有這樣的國家意志。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是想永久佔領中國的，所以它學習的是滿清滅亡明朝的經驗，以摧毀中國人的心理和意志為主。這就是為什麼日軍在戰爭中對中國人那麼兇殘和幾次大屠殺的原因。

其次是戰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遠。甲午戰爭既是中日雙邊衝突，又是大國博弈的產物，對國際格局的影響至今未消。1853年，英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戰勝俄國，堵住了俄國南下的道路。不久後，左宗棠收復新疆，讓俄國在中亞方向無所作為，所以它掉頭東進，這就與日本發生了衝突。甲午戰爭後，日俄衝突成為必然。10年後，爆發了日俄戰爭，這場新列強戰勝老列強的戰爭，催生了俄國「十月革命」，對世界大格局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

軍事戰略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軍事戰略應當服從國家戰略。但是如果軍事戰略出了問題，仗打敗了，這個國家的國家戰略也就完了。國家戰略出現失誤，如果軍事戰略恰當，還能為國家戰略重構創造機會。清朝經過了30年的軍事變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脫胎換骨的新式海軍和陸軍，但它的軍事變革是失敗的，主要是觀念落後。清朝的軍事改革從根子上沒有能夠擺脫農耕文明的桎梏，農耕生產方式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飯吃就滿足。因此，北洋水師雖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鐵甲艦，奉行的卻是長期防禦性戰略。這是一支農民的海軍，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軍，而不是一支經略大洋的海軍。表面上看，甲午海戰的戰場上，軍艦都是從歐洲進口，雙方將領畢業自同一所軍校，且都用英語指揮。但那是農民與現代軍人的較量。北洋水師在全部海戰中沒有擊沉過一艘日艦，即使是防禦，第一道防線也應該在對馬海峽展開，反觀北洋水師，只敢在大陸沿海做些機動。作為失敗的典型，這支水師實在太「成功」了。

清朝軍事變革的問題還有兩點，第一是沒有現代軍事思想家。沒有軍事思想家就無法進行戰爭的頂層設計，而頂層設計的失敗是最大的失敗。中國一貫有輕視軍事思想家的傳統，兵書是不登大雅之堂，正經的讀書人以讀兵書為恥。與之相反，日本對華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設計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員，而是普通的學者和知識份子；第二是難以衝破利益的藩籬。清朝的新軍本來就是在湘軍、淮軍基礎上組建的，門戶對立，內鬥激烈。朝廷上有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朝廷外有革命黨與保守黨的鬥爭。軍事工業分屬不同洋務集團，已然成了官員私產。

甲午戰爭中，一些優秀的清朝軍人盡力了，特別是北洋水師的一些將領。北洋水師共有11名管帶，7名殉國，近3000名官兵血灑海疆。但這並不能改變戰爭結局。他們越英勇，就越反襯政府無能，反襯戰略出錯所造成的代價之慘重。甲午戰爭，是近代歷史上中國軍隊與外國軍隊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又是中國軍隊敗得最慘的一次戰爭。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強盛。中國則自始墜入深淵。

三、信仰

甲午之敗還是文化之敗。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甲午戰爭前，日本向中國派出了大批間諜，有一個間諜來到南方一處遊冶場所，傾聽緩慢、悠長、哀傷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說：「完了，這個大國完了。」他從音樂聲中看到了晚清中國人的精神狀態。

清軍沒有守住一座該守住的城池，沒有攻下一個該攻下的陣地。豐島海戰、平壤之戰，乃至大東溝海戰，日軍無一戰有十足勝算，但清軍卻總是無一戰不一觸即潰。旅順大屠殺時，中國百姓幾乎未有任何抵抗，絕大多數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在中國，一共發生過兩次刺殺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陸軍大將白川義則。兩個義士都是朝鮮流亡者。朝鮮人在中國土地上有此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讓日本人膽寒。我常常想，如果他們是中國人該多好。如果一條魚病了，是魚的問題；如果一條河的魚全病了，那就是水的問題。

這個「水」指的是中國文化。中國的國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輝煌的。春秋時期，中國人性格陽剛勇武。思想燦爛絢麗，極富進取心，也極富創造力。到處是慷慨悲歌、俠肝義膽之士。與之相得益彰的則是直到今天仍令我們神往的諸子百家，洋洋大觀！那時的中國人是有信仰的。他們信仰的是中國傳統中最健康的東西，如信、義、仁等等。秦始皇之後，專制皇權大行其道，對人民一代一代進行奴化教育。被統治階級閹割後的儒學道統使得中國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權力不允許民眾樹立信仰與道德，因此成了一盤散沙。尤其是經過元、清兩個馬背民族的統治，中國人的血性幾乎被摧殘殆盡。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來源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豪俠人格。中國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發揚光大。日本神道最強調「忠」，島國歷史上幾乎從未受過外來侵略，也沒有發生過王朝更替，是所謂「萬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對天皇的忠誠，使日本出現了一種畸形的信仰，將死亡視為解脫，認為死者可以免於受到譴責。這種信仰調教出來的人，在侵略戰爭和屠殺中是不會有任何道義和憐憫的。

所以，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國，從來就是以屠殺為手段。有一種研究認為，甲午海戰時，北洋水師炮的口徑大，日艦的炮口徑小，但射速快。日軍是打人不打船。當4至5倍於清艦射速的炮彈雨點般地落在船上時，給北洋水師造成的肉體創傷和精神打擊是巨大的。日軍攻擊旅順，遠沒有像10年後日俄戰爭時那麼吃力，傷亡那麼大，但它還要在旅順進行大屠殺，殺得旅順只剩下36人。面對這樣兇殘的敵人，你想當時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下的中國人能夠抵擋嗎？

但是，就在甲午戰爭發生40年後，有一批中國人做出了這個民族近千年來不曾有過的壯舉。這個壯舉令世界震驚，也令中國人自己震驚。這就是紅軍進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國工農紅軍一掃甲午年間中國人的那種懦弱、麻木、貪生怕死，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全新的精神面貌。他們是那樣英勇，大無畏，那樣藐視死亡和苦難。長征，被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比作猶太人出埃及、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和美國人征服西部，他認為：「本世紀中沒有什麼比長征更令人神往和更為深遠影響世界前途的事件了。」這支衣衫襤褸、面帶饑色的軍隊從南中國出發時有8.6萬人，到陝北時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這支軍隊，後來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新生政權。僅僅40年，他們應該還算是甲午同代人。是什麼使他們改變得如此面目全非？

四、國運

甲午戰爭的失敗導致了中國人群體意識的覺醒。甲午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梁啟超曾有過入木三分的評論：「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始。」從準確意義講，不是鴉片戰爭，而是甲午大敗才是中國人真正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開始。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發生。甲午年6月，時年28歲的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指出器物層面改進不足以勝西洋，結果不被採納。3個月後，黃海兵敗。同年11月，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次年2月，香港興中會成立。興中會就是同盟會的前身。同盟會成立幾年後，清朝被推翻。1919年因為不滿日本強加給中國的所謂「21條」，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正是在這個運動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從此，中國歷史開始了偉大的轉折。

毛澤東出生在甲午戰爭前一年。鄧小平出生在甲午戰爭10年後也就是日俄戰爭的當年。他們的青年時代，正是甲午風雲掀起的巨濤對中國近代史衝擊最猛烈的時代。啟蒙、自強與救亡，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他們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們肯定從來不曾忘記甲午。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談到中印領土爭端時說過「不能做李鴻章」的話。1982年，面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不願把香港歸還中國，鄧小平說：「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正是在這兩位偉人手中，中華民族獲得了復興。

從另一個意義上講，我們還應當感謝日本。中國是日本最早的老師，日本是中國最新的老師。沒有甲午一役，中國還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馬基雅維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強大國家的首要條件不在於造槍炮，而在於能夠造就其國民的堅定信仰。」中國共產黨在當代最偉大的歷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這群有信仰的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走出了甲午戰爭失敗的陰影。抗日戰爭中，他們不僅徹底戰勝了日本侵略者，還在第二個甲午年到來之際，打勝了一場抗美援朝戰爭。這似乎是一個宿命。當年的甲午戰爭，因朝鮮而起。抗美援朝戰爭，又回到了60年輪回的原點，這一仗不僅挽回了中國軍人自1840年以來屢戰屢敗失盡的顏面，而且為民族復興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撐點。

甲午戰爭中國敗了，卻是鳳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輝煌；日本勝了，卻在勝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戰爭不僅使日本淘到現代化的第一桶金，還嘗到了「國運相賭」，「以小博大」的甜頭，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美國學者研究認為，日本患上了一種「勝利病」，什麼仗都敢打，什麼國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戰爭後的旅程，就是一場奔喪的過程。直到犧牲了上千萬軍民，挨了兩顆原子彈，輸得一乾二淨：交出了朝鮮，交出了滿蒙，交出了臺灣，除了一個沖繩之外，其他吃進去的東西都被迫吐了出來。種未滅，國已亡，至今還是個非正常國家。

這一切，不能不說都與甲午戰爭有關。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來是優點的東西，走到極致，也就滑向了反面。韓國學者李禦寧指出：「襲擊珍珠港的念頭，來自刹那間一擊取勝的劍道和相撲，但那場地太大了。每當把盆景樹木要移植到廣闊的平原時，日本總是犯大錯誤。」當下的日本又是如此。（摘錄自：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