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學梅

整整一百年後，不少人對一戰的爆發仍然感到不可思議。

1914年7月28日，奧匈帝國以王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在薩拉熱窩被刺為由，向塞爾維亞宣戰，從而拉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序幕。那個狂熱而混亂的夏天，對大多數現代人來說，就像是小說家杜撰出來的天方夜譚。因為很難想像，在一個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各國經濟彼此依存的年代，以文明著稱的歐洲國家會兵戎相見；也很難想像，數千萬生命的無辜消逝，不計其數的財產損失，至今仍在化膿流血的傷口，竟肇始於部分當權者的私心、盲目與固執。

歷史沒有如果，結局亦無從改寫。然而，從這場人類文明的浩劫之中，我們依然可以獲得些許啟示。

首先，是什麼讓戰爭從「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如果說二戰是一場正義戰勝邪惡的戰爭，那麼一戰呈現於世人面前的，則是均勢難以為繼下帝國之間的爭權奪勢。扭曲的戰爭觀、安全觀和外交理念，加之對形勢的誤判，使得當權者做出了荒謬而錯誤的選擇。在英國歷史學家克裡斯多夫•克拉克眼中，他們無異於一群「夢游者」，「醒著，卻什麼也看不見，被噩夢所困，卻意識不到他們即將實施暴行的真實性。」

其次，戰爭的爆發並非不可避免，相信戰爭不可避免的宿命論才有可能導致戰爭。在眾多史料及文學作品的描述中，一戰爆發前夕，不少人甚至將戰爭視為夏季到來前的暴風雨，能夠起到「淨化空氣」的作用。丘吉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一書中寫道：「空氣中彌漫著一股奇怪的情緒。這些國家由於未能從物質繁榮中獲得滿足感，於是轉而熱衷於搞國內爭鬥或挑起國際爭端……人們竟至於覺得這個世界希望災難。」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當硝煙散盡，一戰留下的傷疤依然隱隱作痛，它不僅是泛黃史書中的血淚記憶，更真實地存在於當今世界的方方面面。在歐洲，不時被發現的遺留炮彈提醒著人們戰爭的過往；在中東，宗派、領土糾紛揮之不去，暴力衝突難以化解，其根源正是一戰後列強在利益驅動下的強行劃分。

此外，如紐約大學歷史教授露絲•本－吉亞特所說，一戰可悲的遺留效應，還在於人們對暴力的習以為常和對新型殺傷性武器的接受。比如化學武器，其效力在一戰中得到了充分證明，也為其在多國軍火庫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更令人遺憾的是，在一戰百年到來之際，一些西方媒體將中日關係與一戰前的英德關係相提並論，試圖通過扭曲歷史為「中國威脅論」提供論據。此外，「修昔底德陷阱」被頻頻提起，暗示中國的崛起可能改變現有國際格局，將世界再次拖入戰爭深淵……

然而，一時的逆流，阻擋不了歷史滾滾向前的洪流。當今世界，早已不是弱肉強食的一戰前夕，中國為維護亞洲乃至世界安全秩序所做的不懈努力，足以令所有謠言不攻自破；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也使得和平、發展、合作日益成為時代主流和國際共識。

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言，如果說過去100年帶給我們什麼教訓的話，那便是我們命中注定要相互合作。在過去的100年中，人類既經歷了極端的合作，也經歷了極端的衝突，面對似曾相識的選擇，我們會以何種方式加以應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塑造我們未來人類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