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近來外交動作頻頻，國務院精銳盡出引人側目。剛剛風塵僕僕的結束非洲四國之旅，拿下東非鐵路大單的李克強，席不暇暖的旋即訪問英國，又簽訂了中英兩國在交通與能源領域近300億美元的合作協定，並啟動了人民幣與英鎊直接交易的清算機制。有人戲稱李克強此行為「支票簿外交」，藉以突顯中國大陸財大氣粗的土豪形象，300億美元對中國大陸來說或許只算是個零頭，但對於經濟疲軟的日不落帝國來說，卻是一筆巨大的商機。可是，正當美國媒體吃味於中國貨幣外交的威力，酸味十足的形容英國政府的紅毯從溫莎堡鋪到了唐寧街10號之際，李克強卻在公開的場合中語重心長地指出：四萬億美元的外匯存底是中國承重的負擔。

四萬億美元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是中國人民用30餘年的辛勤勞動所丁點積纘下來的經濟成果，也是中國消費者承受人民幣等值增發的通膨之苦，所積累起來的貨幣財富。外匯儲備的來源是外貿盈餘和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人民銀行在買進外匯時必須增額發行等值的人民幣，導致流通中的貨幣供給量倍數增加，通貨膨脹成為必要之惡。但如果人民幣不擴大發行又勢必帶來匯率升值的壓力，提高中國製造業的出口成本。同時，高水位的美元部位與巨額的美國國債持有，更容易受制於人，一旦美元貶值，其損失無異於是中國人民變相繳交給美國聯邦儲備局的「鑄幣稅」。這是一場無煙銷的貨幣戰爭，霸權國家以美元為手段，透過量化寬鬆和壓低利率，正無聲無息地對中國人民進行掠奪。

但是，這筆外匯存底所帶來的通膨壓力，畢竟中國人民在過去的30年已經承受了並挺過去了，現在它所代表的實質意義，就是對西方國家物質財貨的贖買權，一旦兌現對海外產品或資產的購買，不但對中國大陸既有的通貨膨脹產生緩解的作用，還是最好的保值手段；同時，這筆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對中國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尤其是金融管控模式的威懾性戰略保障，世界上任何一個金融禿鷹都不能也不敢它對賭。更重要的是，四萬億美元的外匯，作為儲備，意味著中國大陸未來可以向海外發行數十萬億美元等值的人民幣，通過人民幣國際清算機制的建立，促進各國使用人民幣來進行貿易結算，將人民幣部分溢流到海外，就能將境內堰塞般高漲的通膨化解於無形，也大大緩解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在過去數年間，大陸當局同時在國內制度改革和國際貨幣外交兩個層次上著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減少其對美元的依賴。但是，從傳統的主權貨幣要過渡到國際貨幣，既是一種經濟現象，也是一種政治現象，穩固的國際貨幣地位不僅僅是市場力量擴張的自然產物，還有賴於堅實的國際政治基礎，它既需要「國際貨幣體系」的支撐，也需要「國際貨幣盟友」的支持。兩者不但能夠產生一種反市場的力量，從制度上確保人民幣作為區域或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也能夠影響本國私人部門的外幣選擇，決定人民幣是否能夠形成強大的國際交易網絡。目前，中國大陸已經和20多個國家或地區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它們都是中國潛在的貨幣盟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經濟往來頻繁的亞太發達經濟體，如倡議中的RCEP成員國，它們基本是以中國為主要的貿易夥伴；其次是地理位置離得較遠的區域樞紐經濟體，如巴西與阿根廷，他們是人民幣深入海外的橋頭堡；再次是經濟欠發達但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價值的周邊國家，比如外蒙古、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等等，它們既是中國周邊外交的重要國家，也是人民幣最容易被接受的一類國家。可見，一個穩定安全的區域經貿架構和貨幣安排，一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石。

美國要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就要將中國的錢封殺在中國境內，或誘使中國搞軍備競虛耗國力。2009年以來，美國執行「亞洲再平衡」戰略，在東海、南海刻意挑起周邊國家和中國大陸的主權爭端，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一個新的軍事圍堵圈，藉以阻擾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瓦解人民幣國際化的國際政治基礎。因此，中國大陸執行貨幣外交，推動貨幣互換機制，就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性的安排，其重要意義更加體現在政治上，即爭取「貨幣盟友」為人民幣發展為國際貨幣夯實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