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布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的評比結果，台灣在全球受評比的23個主要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8，而向來為人所詬病的中國大陸則排名第19，僅次於法、日、南韓和德國，其表現甚至優於新自由主義起源地的英國和美國。報告甫一出爐，台灣社會眾聲譁然，甚至有些義憤填膺（怎麼可能輸給中國大陸），接踵而來的「遠雄八德合宜住宅」弊案，無疑是一記棒喝，不但重重的挫傷了「台灣公民社會」的文明想像，也揭穿了多年來夸夸其談的民主制度，只不過是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空殻子而已。

所謂「裙帶資本主義」，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官商勾結」。意指在一個經濟體中，企業的成功與否取決於政商關係的好壞，取決於企業界如何通過對政治人物和官員的效忠和捐輸，來換取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甚至是非法的）的資源分配、政府補助或特殊的租稅優惠。對台灣這種市場規模不大、天然資源稀缺、人口又過度密集的地區而言，房地產業向來是財團尋租行為(Rent-seeking)的重災區，在公有土地的釋出以及私有土地的徵收與再分配過程中，官商勾結的鬼影幢幢早就是升斗小民的切膚之痛，假重劃、都更之名的「圈地運動」，更是官商套利的不二法門。

住房作為一種商品，在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市場體制中，其價格雖然受到生產成本和供求關係的影響，但一方面由於營建費用只佔住房價格中的一小部分，極大部分屬於非人類勞動產品（即土地），不受價值規律所規範；一方面住房的使用年限長，購屋者預付了全部的價值（約合20~30年的工資所得），但卻逐年兌現它的使用價值，真正在市場上流通的住房只佔總體住房的一小部份，區域內的市場行情是由為數甚小的交易價格所操縱，再加上金融手段的信用槓桿，極易受到人為哄抬，實際上成為吸收社會積累與超額利潤的特殊商品，成為過剩資金的炒作標的。

除了上述特殊規律之外，近年來房價飆漲還有一個外部條件也難辭其咎。在平均利潤率長期低迷，歐盟國家甚至被迫推出「負利率」的背景下，全球都會地區的房價之所以不斷攀高，與美元持續量化寬鬆所帶動的通貨膨脹輸出有關。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美元，自2009年3月以來，聯邦儲備局前後三波的量化寬鬆總額已經接近3兆美元，帶動主要貿易國家只好擴大本幣發行以資因應，導致球球範圍的貨幣浮濫。房地產與黃金是在通貨浮濫下的保值手段，證諸10年來國際金價從每盎斯300美元，飆漲到2012年底的1700美元（目前維持在1300美元價位上下），可見房地產價格成倍成倍地翻漲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這是一個全球貨幣體系的結構性問題，台灣自不例外，即便像越南胡志明市這種長期發展停滯的地區也無法倖免。

人類社會經歷了兩波都市化過程，第一次是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農村人口向都市集中；第二次是受到國際分工轉型與產業外移的影響，發達地區的都市職能從工業生產轉型為金融與商品流通節點。人口集中就意味著服務業市場的擴大，加上都市居民需要更多底層勞動來補充逐漸失能的家務勞動，造成人口再次向節點城市湧入。都會地區廣大的餐飲服務業、流通零售業、家事服務業都需要大量的底層勞動力，他們薪資低、工時常、流動性高，必須就近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區，無法離開。所得增長趕不上房價飆漲，就意味著將底層勞動者驅趕出城市中心地區，也意味著社會再生產的環節脫落。

因此，住房問題雖然是市場失衡所帶來的問題，不是法律問題和道德問題， 但絕對是分配問題，攸關著一個社會合理、健康的再生產。討論住宅問題不能只著眼於供求，期待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應該從社會整體的再生產入手，從住房的使用價值出發，由國家提供保障性住房和公共交通公益化來徹底解決底層勞動者的需求。只有在都市國有土地上大量興建只租不售，或地上權公益住宅，做到將土地與房產價格脫鉤，並由政府建立職能部門統籌管理和買賣，限制囤積和套利。也就是說，要做到「公地私房，宅地脫鉤；成本入價，可租可買；人有其屋，隨職轉住；逐年攤提，40年更新」才能徹底解決都會地區住房市場價值與價格巨大偏移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