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春麵攤子 

■ 葉芸芸

父親心中最後的城堡

不記得是什么時候開始的﹖每天下午，她家的大門前就出現一個賣陽春麵的攤子。

儘管陪著笑臉，那個留著三分平頭的中年男子，對於請他遷移的要求卻是不理不睬的。一個穿著卡其布制服的管區警察來過了一趟，留下幾句話語焉不詳，麵攤子雖然是擺在你家大門口，但並不在你的私有地上，而是在排水溝另外一邊的馬路旁邊。麵攤子的合法性好像就這麼確立了。還沒有上小學的她，第一次看到父親的挫敗，驚訝與憤慨都寫在臉上，但是沒有對策。

家裡來了工人，沒幾天的功夫，竹籬芭拆了，換成水泥和磚砌的圍牆。牆外與排水溝之間並不太寬的空地，還用鐵絲網圈圍了起來，種上兩排棉花樹。這棉花樹並非那種高大會開橘色花的木棉樹，而是一種矮矮的灌木叢，開花以後就會結滿棉球，刮風的時候，一朵朵白花花的棉球落在水溝邊泥沙地上，或是掛在塵埃厚厚的灌木叢中。

這一次，管區的警察不請自來，而且過幾天就再來一次，每次都說那鐵絲網和兩排棉花樹有礙市容，必須撤除，而她的父親每次都是以一句聽起來比較像是閩南話的國語「豈有此理」回應。一直都沒有學會說國語的母親，總是稱呼這位新時代的警察為「巡察」。

不可迴避的，陽春麵攤子從此成了一家人每天生活中的一個單元。佔據著門前馬路邊的一片空間，左邊是帶有輪子可以推動的攤子，上面兩口大鍋，一口煮麵條，另一口熬高湯；右邊擺兩三套簡陋的竹桌椅。中間留有一條大約可容兩個人並肩而行的通道，讓她的家人與訪客進出。雖然一切都很克難，卻也設想周到。

多年以後，她偶而也會想起那一道磚牆，那一尺多寬的排水溝，牆與溝之間的棉花樹叢，還有圍牆內的舊居。但卻不能確定是到了什麼年紀以後，她才逐漸能夠理解，在人們噤若寒蟬的肅殺歲月中，那個家或許是她的父親心中最後的城堡吧 ? 只不過，那城堡也是個危城。不只是麵攤子擋在大門前，靠馬路一側的牆外，也被一排密密實實的違章建築戶包圍著。

得到同意的違建戶

那是大撤退的時代。不只是軍隊與公教人員以及他們的眷屬，還有許多恐懼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而且還有辦法遷移的人們，也撤退到島嶼上來。其實，逃難的時代只有兩種人，身上帶有錢的和沒有的，有錢的用金條頂換房子，沒有金條的在學校或是寺廟裡暫時安頓下來。更多的人要自己想辦法，也不管是公園、路邊、山坡或河畔，只要能找到空地就簡單搭建個遮雨擋風的，政府沒有積極對策，本地人更沒辦法趕走他們，大城小鎮鄉間到處都出現了違章建築。

不過，圍牆外第一家違建戶的搭建卻是得到同意的。她猜想父親不假思索就答應了那個從南洋回來的，名字叫做八結仔的年輕人，讓他挨著牆搭個小屋，開個幫人修理腳踏車的小店，也許是因為她的父親和叔叔也都曾經到過南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父親被日本軍部徵召到菲律賓，叔叔則被徵召為軍伕去了新幾內亞。載著叔叔的軍艦曾經在馬尼拉停靠了一天一夜，一個在船上一個在岸上，父親和叔叔終究沒有在異國的碼頭上見上一面。父親搭上最後一班沒有被美國航空母艦上的高射炮擊落的日本軍機，在戰爭結束前一年回到島嶼上來，而她的叔叔卻永遠沒有能夠自己回來，戰爭結束之後又過了很久，才有一個他的同伴帶著他的骨灰盒從新幾內亞回來。

八結仔才剛動工，也不知道從那裡一下子跑來好多人，接下來短短幾天內，牆外不只搭建了一戶，而是整整一排好幾戶的違章建築。八結仔擋不住，一而再地來賠罪，父親雖然懊喪但也無可奈何。

圍牆外這一排違章建築，既有住家也有做小生意的。其中有一家小雜貨店賣一些零食和飲料，放學的時候許多小學生像一群麻雀圍在小店門口，熱鬧得很。新台幣伍角錢可以買一瓶本地生產的綠色玻璃瓶龍泉汽水，開瓶的時候要用一個木樁用力壓下瓶口的玻璃珠子，發出很大的爆響聲，喝完了汽水，玻璃珠子還留在瓶中上下滾動，清脆的碰撞聲音就和那冰冷的汽水一樣令人愉快。但這卻也是頗為奢侈的，少數家境富有的同學才能夠消費的，絕大部分圍觀的同學只是來湊熱鬧的，來等待那慶典一般的開汽水瓶的聲音。那是積極推動國語運動的時代，圍觀的同學中也會有糾察隊員，在大家興高采烈的時候跳出來，抓住不說國語而說閩南話的同學，被記名字的同學也只好大呼倒楣。另外還有一家山東老鄉的棉被店，附近人家把又冷又硬的舊棉被送來，過幾天他就把它變成一條柔軟的新被子，也有人請他把大陸帶來的舊棉襖翻新。從早到晚從這低矮的屋子裡傳出的就只有拍打棉絮的彈簧聲，細細的棉絮在午後斜照的日頭裡上下飛揚，偶而拍打的旋律中斷了，取代的是一陣咳嗽的聲音，等咳嗽聲停了，彈簧聲又起。

麵攤主人

麵攤子的兩個主人說國語帶著四川口音，後來學會了幾句閩南話，也是帶著四川口音。無論手上端著幾碗麵，只要有她的家人或是訪客經過，他們總是不會忘記打招呼，瞬間就堆起了滿滿一臉讓人不怎麼舒服的殷勤的笑容。她的父親每日早晚進出大門，總是板著一副撲克牌上的國王面孔，好像這副面具就能夠抵抗或免於被分類、被打上烙印。雖然她的父親從不回報一個笑容，十多年間的排水溝兩岸倒也相安無事。她也似乎能夠察覺，父親的忿怒並不完全是針對麵攤子的，更像是一種受困無法突圍的懊惱。但是她沒有能夠理解父親的心境，有時竟而覺得父親的態度，似乎不夠慷慨或有欠仁慈。

燈火初現的黃昏時候，陽春麵攤子的生意最為興隆，下班的、放工的都把腳踏車停放在馬路旁，坐下來吃碗熱乎乎的陽春麵，切一盤五香豆腐干，再加一小碟海帶或是八角花椒鹽水煮花生。奇怪的是，十多年間她從沒吃過陽春麵攤子的一碗麵。父親並不曾頒布禁令，但是她也想不起來，曾經有過到門前吃一碗陽春麵的慾望。是害怕父親發脾氣？還是潛意識裡覺得，吃了一碗陽春麵就等同於背叛了父親。但是，那年紀的她也還不能理解「背叛」的內涵。也許只能說，她雖然不能明白父親生氣的原因，卻無論如何都不願意看到父親不高興的。

拒買《正聲日報》

記憶中只有一次，看到父親大發雷霆。招惹父親生氣的並不是她，也不是家中任何人，卻是一份報紙。事實上，她並沒有看到父親發脾氣的現場，那天下午她從學校回到家的時候，大門上己經貼著一張白紙，上面是父親的筆跡，五個大大的墨黑毛筆字『拒買正聲日報』。

報社派人來過幾次，說好話打圓場，她的父親都無動於衷，接著好幾天這張宣告就繼續駐守在大門上。每天清早出門上學，下午放學回家，她都因為必須與這張宣告打面照，而感到難堪。好幾天提心吊膽的過日子，就怕有同學看到了要問，她不知道該怎麼解釋一份報紙是如何招惹父親生氣的?

過了幾天，早已搬回鄉下當了農夫的張伯伯來訪，她聽到父親跟他說：

「真不懂是什麼邏輯? 反共的都成了道德的特權階級。」

「唉~!」張伯伯嘆了一口氣，才吐出一句話來

「我這個人脾氣不好，報紙早就不能看了。」 ，接著又加上一句「你也小心點吧。」

這事件之後，家裡就不再訂閱報紙了。直到她進了中學，每週作業的週記簿上，有一欄「本週大事」，此後家裡才又訂了報。這次訂的是「黨政日報」，父親只是淡淡的說「讀那一份報都是一樣的，橫直都是同一隻喇叭吹出來的」。不過，那些索然無味卻又四平八穩的文字，抄錄在週記上，卻是恰當的。至少，她是感覺到安全的。雖然她的毛筆字，像是沾了墨汁的毛蟲爬上週記簿似的，那些不動腦筋抄錄的文字也毫無啟發，甚至很多時候是牛頭不對馬嘴。到了週末，她還是很安分的抄報紙。班導師也每週都用紅色的毛筆給批上「尚可」兩個字。她和班導師之間似乎建立了一種默契，她甚至於為此而暗自得意。

藏有老將軍的大院落

在那樣一個什麼都不能談、什麼也不能做的時代，她的父親安分地守著一份工作和一家人，把早年積極份子的鋒芒都收歛了起來，心中還多了一個自我檢查的警訊系統。雖然到了退休的時候依舊兩袖清風，但是賣了市區裡的住宅，清理了債務，也還能在遠遠離開熱鬧市街的城西郊區換一棟小房子。新居是一棟老舊的日本式宿舍，規模比舊居要小很多，頗費了一翻功夫，她的父親才把那好幾櫃捨不得丟棄的舊書安置下來。遷居之後，父親的退休生活晴耕雨讀，先在後院裡闢了一個菜圃種起菜蔬，後來又闢了一個花圃，從附近那家大院裡買來玫瑰花苗，認真地栽培起玫瑰花來。

那是一戶圍牆高築的大院落，鄰近的人家會用壓低喉嚨的聲音告訴好奇的人們，大院裡那老舊日本格式的房子裡只住著一位老將軍，很少被人看見的，長年被軟禁的。大院前門邊的小攤子，早上賣豆漿，下午賣麵，後院牆邊有幾間矮屋，挨著一排果實纍纍的檳榔樹，就像她家舊居圍牆外邊的違章建築，不同的只是這幾間矮屋竟然是在圍牆之內。

那一天正逢七夕，這個神話裡牛郎織女一年一會的節日，鹿港人稱之為「七娘媽生」。雖然是酷暑逼人，她的母親按照鹿港人的習慣，還是要炒麻油雞酒和熬糖粿，父親最愛吃這種用紅糖熬的糯米糰子，鹿港人稱之為糖粿。糖粿和湯圓大不相同，體積大一點模樣也不同，先在手掌中搓揉成圓球狀的糯米糰子，最後再用大姆指壓一下，成為中間凹下的碟片。糖粿先要放進大鍋沸水中煮熟，再撈起放入老薑紅糖濃汁中，慢火熬著。那一天下午，母親熬了糖粿，接著要炒麻油雞酒。

陰曆七月天的豔陽下，她第一次來到老將軍的大院後牆邊的小雜貨舖。當眼睛逐漸適應了陰暗的光線時，才看清楚小舖子裡的空間真的很小，天花板也很低。只有一座玻璃櫃子，孤單地挨著牆邊，櫃子裡只有公賣局生產的煙和酒，別無其他貨品。

小鋪子裡沒有人，卻聽到有人交談說話的聲音。顯然是一局正在進行的方城之戰，就在櫃子左邊的小門後面的另外一個房間裡。

她並且看見靠門處有一個白色襯衫的側影，十分眼熟的三分平頭，此時正站起身來興奮的喊著 「自摸啦！一條龍」。

她一轉身就離開了小雜貨舖。並沒有忘記母親交代買酒的任務，但是沒有時間猶豫，她必須要即刻逃離那一聲耳熟的四川口音。

她似乎突然明白了一點什麼 ? 卻也從此生活在一種無端的恐懼中。

雖然並不確知自己怕的是什麼? 但是，那無聲無息無嗅無味的氣氛一直伴隨著，直到她離開了島嶼的家，又過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