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大稻埕》之輕浮
■ 張立本
是不是只有我發現豬教授從日本人手上收下金條的時候左手帶著黑色塑膠手錶?不過這沒什麼關係,因為《大稻埕》不是嚴格考究的歷史劇。好像就因為缺考證,朋友叫我去看看。本不想寫尖酸的觀後感,但觀影前的下午恰好看見導演受訪,他說,從票房看,顯示觀眾有共鳴,好,那我就想知道這部片傳達了什麼?觀眾共鳴些什麼?
開頭沒幾分鐘,我就知道這可能是一部得獎片,或至少該獲得高補助。「臺北」熱銷中的觀光景點都出現了,市長一定很高興。若觀眾真對這些地點、景致打從心裡共鳴,那也不錯,因為觀眾們就會注意到,心之所繫,正遭市政當局、官僚機制的無情破壞,城市記憶輸給房地產。大稻埕、臺北眾老街,喚起人們的「在地感」了?或正是「在地人」滿心期待「都市更新」?
整部戲高度拼湊,但甚至不是後現代話語,因為後現代還關心敘事的「對抗性」。導演利用各種臺北的、通俗而言具有歷史感的,組合在一起,但當他利用俯瞰動畫將總督府與大稻埕的空間鄰近性予以戲劇化,這對片中角色而言是合理的生活視角嗎?我們可以將其倒錯再分成兩方面,歷史的,以及現實的。
先說歷史,我關心的不是歷史細節、造型考究,而是導演如何以「現在」的意識、「現在」思考事情的方式,挪為「一百年前的人」的思考內容。片中反覆提及「黃金時代」──這是從今天拼景氣的角度──然而真正的「大稻埕時代」,除了殖民問題,不同階級間的差別生活形態、思考又如何?不同原鄉或不同方言群之間的關係又如何?社會狀況不同,想事情的具體內容當然不同。又或者,基於什麼說出「日本人幫台灣人看見世界」?這兒還不需上升到史觀的爭論,光是發覺本片缺乏技巧描述「過去」,就顯露了歷史「意識」之貧乏──好在還沒人硬掰為對主流的抵抗、反叛支配的敘事,那麼做就太過頭了。
做為通俗劇,以「缺邏輯的方式」將不同要素聯繫起來,感覺沒什麼好批評的。但話說回來,台灣電影要能精進其深度,恐需以「合理」為志向吧?這並不是要求藝文工作者非得成為歷史學家、哲學家,但,藝文工作者難道不需自覺?藝文所做的事,如果僅著眼票房與名譽與錢財,那就別說些唯電影產業進步論的空話了。文藝是涉及民眾「思想」的第一場域(那怕不是唯一),電視劇、電影、報章雜誌、廣播,如果這些職業的人只做輕薄的刻板印象循環複製,對社會而言簡直災難。雖然台灣不缺少這種災難,但既然如此就別用「進軍國際」來要求預算及補助吧。
曾有藝文人士提出「政治退出藝術」,本來是說政治人物不要用自己權力謀換利益,但近年,「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卻過份庸俗化了。電影工業、文化事業、媒體,正是重要的政治鬥爭場域。這是初階藝術史,當前文藝補助的走向、主流文評藝評展露無疑;這也是我們歷經的過程,報禁、書禁所展現的正是媒介的政治性。
再來談談「現實」,但還不至於非得講「關心社會不公、批判階級剝削」的那種「現實感」。我在前面提到,導演從「現在的」視野,以缺乏歷史認識、缺乏社會知識的角度,「覺得」以前的人大概會如何想,便在劇中如何表演。然而為什麼缺少電影語言,無法讓人感受不同時空的人之間的差別──使這部片子只能是非常泛泛的娛樂片──恐怕,不是因為功課做不夠,而是由於思想的貧困,所以做不到。
這樣要求其實不嚴格,作為娛樂片,能夠從台灣本地尋取素材,實已超越好萊塢式的影片──例如什麼停車場殺人夜,那是只有美國才有的空間感;或者高中生與鬼怪與校園與情色的各種排列組合,那也是美式場景;或者各種抽離了戰爭背景,卻凸顯戰爭進行時的兄弟情誼的氣概片,那只是間接淡化美國侵略他國的可疑性,等等──但這種「相對而言超越好萊塢」是最淺的超越,我們還沒談視角、視野,不只是取材內容本身,而是呈現的方式是否傳達了一種本地的美學?我們並不要求精細的歷史重演,並非每一部電影都是歷史劇,且社會總需要人們不斷地構思我們的社會、利用藝文媒介想像可能的未來,而任何改寫、新詮,也可以展示今天的人的思考深度,但正是《大稻埕》,讓我們不僅由於其氾濫的娛樂性而看不見歷史裡的事實,也赤裸地暴露「現在的現實」:只要「個人」想著「打拼」就能改變世界?
問題很普通,這部電影反映出什麼樣的現實?其歷史錯亂,正是由於「我們現在」出了問題。《大稻埕》顯示的貧乏的歷史意識,也是社會常見的「反歷史」思考模式,將今日思維挪至過去的人身上,或以結果反推歷史之對錯而不管過程中的枝節。這樣,透過「現在的人」對於「現在」的最粗糙的認識,反過來詮釋過去,就淘空了歷史。這是很可怕的事,若我們一再地以「取消過去」的方式「認識過去」,歷史就真的消失了。
通俗娛樂劇本就無法讓我們確知歷史中的事,可是因為娛樂片的性質,以輕鬆的方式引人注目,也就更潛移默化。也許對許多當代新銳而言,不合邏輯就是一種販售,手法的創意就是一種噱頭,但也有許多實驗性質的電影,利用非寫實手法真正地挑戰了現實、質疑我們生活的困境的不是嗎?結果,以歷史為媒介,只告訴我們要敢衝、想要賺大錢?年輕人出國打工就是出路?這恐怕是最需要仔細審視自我反省的「現實」。
我們因此擔憂。其實開頭時,朱教授說了一句話我覺得挺重要,「如果沒有歷史,怎麼有你?(語意大概是這樣)」然而,這句話應該要對導演說,我們可以盡情淘空歷史,但這對人們的幫助是什麼?這句話也要對觀眾說,你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不在乎當下時空中有些什麼現實問題?也不知道歷史、不在乎歷史,所以不但不知道當下與歷史的關係,也就更不在乎眼前事物的厚度。
最後,對於導演處理日本人與台灣人的關係上,大概是今日「親日情懷」愈演愈烈的社會局勢中所少見的,道出了台灣人的抵抗性,可是,畢竟蔣渭水已經是官定的、公開的、失去了禁忌性的人物了,在此讓我又感到可惜。雖說通俗劇至多也只能這樣,但這就是通俗娛樂劇最可怕之處,沒有歷史參照性,又非以古諷今,會使得許多字句、名詞,例如「台灣人」、「北京人」,和「今日」看似字詞相同的話語等同起來。這「反歷史」的極致,不能不說連娛樂性的基本嘲弄與反諷都染上了自我欺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