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舞劇由青島歌舞劇院創排、根據莫言同名小説改編，甫一亮相就在國家舞臺藝術最高獎——第十四屆文華獎上一舉拿下三項最具代表性的獎項，在舞劇類中排名第一。

在為數不多的工人音樂團體中，「新工人藝術團」一直是個標桿式的存在。而幾年前，日本左翼戲劇家櫻井大造在中國大陸演了幾場帳篷劇，離開時把帳篷留了下來，孫恒、許多和一幫工友便以帳篷為中心搭建了一個演出場地，成了皮村工友之家的「新工人劇場」。場地雖然簡陋，卻讓皮村看起來更國際化了。

其實，讓「新工人劇場」聲名大噪的是兩個招牌活動，一是幾年前開始舉辦的「打工春晚」，它儼然變成了皮村的一個文化品牌。另一個是「新工人文化藝術節」，2013年已是第四屆，連到中國訪問的巴西文化部長都聞名而至，親自造訪了這個簡陋卻充滿活力的皮村。

勞工需要自己的文化與史觀

不管是春晚還是藝術節，最大的特色就在於由工友們來擔任演出的主體，而且是「自覺性」的主體。以第四屆「新工人文化藝術節」為例，總共來了三十多個各地的工人組織，白天進行交流活動，晚上就是演出。節目有小品、朗誦，有自創歌曲也有改了詞的流行歌，武漢的「新晨工友家園」跳了騎馬舞；廈門的「國仁工友之家」自創了一段「三句半」。當晚最出彩的還是許多的小品《誰的自由？》講述工廠保安老李熱烈崇拜自己老闆，把老闆那本個人奮鬥史翻看了無數遍，工廠拖欠工資，他覺得老闆有難處。但最後，老李發現老闆想要卷款出逃，而且是多年前一次礦難的在逃礦主。

與那些表現農民工善良、能幹、辛苦的春晚小品不同，在《誰的自由？》中，農民工不再被動地指望城市對自己的理解和接納，他們要起來抗爭。而在他們頭頂上的布欄，則標示著他們重塑自身主體的決心：「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

這是句立意鮮明的口號，工人要有自己在文化上的主體性，擺脫「他者」的地位。與傳統的產業工人相比，「新工人」群體在處境和訴求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他們的聲音仍未得到有效的表達。許多認為，「傳統的工人文藝作品已經成了過期藥品，除了副作用，幾乎什麼也不剩了，所以他們必須自己創作，自己來書寫新工人的歷史。」

建立集體才是勞工未來的出路

許多的老家在浙江，上世紀90年代末，21歲的他獨自來到北京，經由朋友的介紹認識了孫恒，也就是後來創立「北京工友之家」和打工子第學校的人。兩個熱愛搖滾的年輕人，開始有意識地為打工者寫歌。他們認為，中國搖滾樂從不缺乏底層關懷，但一直以來都是一種精英式存在，在面向底層大眾的時候，總顯得比較躲閃，無法真正唱出勞動者的心聲。

2002年的勞動節，許多和孫恒等人組建了「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新工人藝術團」的前身）。從最早的《天下打工是一家》到最新的《就這麼辦》，已經推出了五張專輯。每張專輯都對社會貧富分化的現象提出質疑，也都試著喚醒工友們的勞工意識，就像孫恒在《勞動者讚歌》裏唱的：「我們不是一無所有，我們有智慧和雙手……我們的幸福和權利，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之所以這麼唱，是因為對許多和孫恒來說，勞工權益看似五花八門，但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認識到勞工是一個集體，那是他們唯一的力量來源。所以在《就這麼辦》的結尾，是眾聲呐喊：「團結起來，建立集體，就這麼辦！」

為勞動者歌唱一直是新工人藝術團的明確目標，但是創作、演出與作品接受之間，總是存在著嚴重的錯位。許多和孫恒創作的歌曲，在打工者群體中間的傳播並不廣，流行歌曲在打工者群體中仍佔據著壓倒性優勢。對於這種錯位，許多的觀點是，「除了流行歌曲的影響，長期浸淫在個人奮鬥、成功學這套價值觀之中，工人思想上也被這些東西牽著走」。他說，打工者雖然幹著最苦的活，心裏想著的一直是當老闆，這種主流的思想很難一時間被打破。

不過許多並不悲觀，「隨著社會階層的固化，工人們已經越來越清醒。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工業區裡80後、90後的農民工，權益意識和團結的意識越來越強」，所以儘管樂團已唱了11年猶處於萌芽階段，但他認為社會基礎還是很強大的。（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