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值得我們活下
■ 葉芸芸
最近,日本動畫電影大師宫崎駿宣佈退休,很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不久前他才發表了一篇《修改憲法、豈有此理》的文章,反對安倍政府修改和平憲法的意圖,批判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反思日本軍隊賤踏亞洲各國的惡行。宫崎駿在今年威尼斯影展推出的新片《起風了》也廣受好評,在宣佈退休的記者會上,他表示這部描寫日本軍國主義走向破滅的電影就是他的動畫電影的最後一部了。
對於兒童動畫電影的境界,宫崎駿說了一段令人動容的話:我的作品大多受兒童文學影響,我想告訴孩子們,這個世界值得我們活下去。
戴著防毒面具的龍貓
1941年出生的宫崎駿,童年的記憶徘徊在戰火殘跡的歷史場景,那是日本最為混亂匱乏而近乎絕望的年代,漫畫電影確如宫崎駿所言,是提供給小孩暫時逃離嚴酷的現實世界,體驗些許無目的樂趣的必要場所。在動畫電影作品中,宫崎駿常以質樸、寧靜與永恆的自然之美去反襯繁榮而具破壞性的工業文明,這不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農業文化傳統嗎? 大地如同母親,她總是能夠包容一切。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更準確地說是廣島和長崎遭受核彈攻擊的65年之後,亞洲最繁榮最現代化的日本突然因地震海嘯引起而陷入核電站核洩漏災難,對於喜愛自然、關心環境保護、堅決反核立場四十年的宫崎駿,這毋寧是讓「這個世界值得我們活下去」成為一個難以承受的沉重課題吧?
臉書上,一個不認識的臉友,貼出一張宫崎駿最受歡迎的動畫主角之一的龍貓的畫面,小小的標題是《廢核戰記》,我真不記得「鄰居的豆豆龍—龍貓」電影裡是否有這個令人驚嚇的畫面? 溫良的龍貓戴著防毒面具,穿著黃色雨衣,撐著一把黃傘在遮擋輻射雨。這就和兩年前我們在福島核電災難的電視報導上,看到現場搶救工作以直昇機從空中注水,以消防水管向反應堆噴水的畫面一樣,讓人頭皮發麻不知如何反應。
無法駕馭的核能大怪獸
龍貓不是大戰風車的唐吉訶德,牠只能避縮在一把黃傘下遮擋輻射雨。全球還有多少跟福島一樣老舊的核電站? 美國就有104座,距離長島只有三十多英哩的印第安角核電站馬上就屆臨四十年了,長島的西南兩邊另外還各有一座,我該如何思考應對核能災難呢?在後院挖造一個地下洞穴而居嗎? 還是買一隻汽艇以便事故發生時往東邊的海上逃逸?我終究只可能和大多數人一樣,心存僥倖麻醉自己,假裝核污染災難不會真的發生。
然而,核能電廠災難已經發生過不只一次了,最近這次日本福島核電站的核洩漏事故,已經2年半了。日本環境監測團體一再地報導,核電站附近海域持續檢測出高濃度的核放射物,說明核污染水一直在向大海中洩漏。日本政府向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也承認:核電站的核污染水已經滲入土壤到地下水系中,每天至少有超過300噸的核污水流入太平洋,隨海洋環流向公海,往東遷移擴散,經過美國、加拿大沿岸後向南擴散進入中國海域。
輻射污染的問題看不到、嗅不到也摸不著,福島的農產品生長成各種奇怪錯亂的模樣,近海捕獲的魚長著兩個下巴或是三隻眼睛,我們只看到報導都會背脊發涼,對於福島的居民而言這兩年多來日子極為艱難,超過二十萬人依然過著不安定的避難生活,家園的重建、往日的正常生活都遙遙不可期待,最難面對的莫過於擔憂輻射污染可能帶來的病變,以及來自生活周遭的歧視。同質性很高的日本社會存在著各種潛在的歧視,從族群的背景、世襲的職業到居住的地區都有可能遭遇特殊的眼光,1945年以來,廣島和長崎的居民因為遭遇核彈摧殘的不幸而長期受到歧視,甚至於影響到他們的第二、三代的就學、就業與婚姻,這也是核洩漏災難發生以來福島居民普遍遭遇的歧視。
福島的真實狀況顯然比報導的更為嚴重,但是嚴重的程度也逐漸在被常態化,真相是沒有人知道如何能夠整救這一場災難?自以為是的人類發明了核能這個大怪獸,卻沒有能力處理這大怪獸威力無窮的破壞性。這就是現代工業文明的本質與矛盾吧!
沒有戰爭反省的軍事大國
另外一位電影界的知名人士,美國導演和編劇奧利弗‧斯通 (Oliver Stone) ,向來以明確具有獨立思考的電影語言,向觀眾展現這個混亂的人類世界,反思戰爭與政治暴力對人性的摧殘。今年的8 月6日,他在廣島的原爆紀念會上發言,回顧二次大戰的兩個戰敗國:德國和日本截然不同的戰後發展。德國政府與人民勇敢地反省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愧疚、道歉、賠償,並成為歐洲最重要的維護和平的道德力量。相對地,日本政府一再逃避發動侵略戰爭責任,拒絕向受到日本軍隊踐踏的亞洲鄰國道歉,甚且意圖修改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縱容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奧利弗‧斯通質問:為什麼經濟發展成就傲人、文化藝術優秀的日本沒有勇氣面對自己?無所擔當? 為什麼和平憲法沒有正規軍隊的日本竟然是全球第四的軍事大國?為什麼日本要做為美國霸權重返亞洲圍堵中國的新冷戰時代的積極附庸?
1984年的8月,我們一家在日本旅行,特地從京都搭新幹線火車去廣島參觀原爆紀念館。那一年小兒子六歲,過了暑假才要上學,他的哥哥已經上了兩年中學。那是他們兄弟倆的首次日本經驗,原爆紀念館裡展示的原爆現場歷史照片遺物以及公園裡佛教人士頌經祈禱和平的紀念活動,不可避免地在他們幼小的心靈留下一些陰影,時至今日他們猶記得公園裡一棵被燒燬了半邊而存活下來的大樹、停擺在1945年8月6日早上8點15分的時鐘以及一部焦黑的三輪兒童腳踏車。
高二的暑假,小兒子參加美國東岸的一個中學生代表團訪問日本,日米友好基金會安排他們住在日本人的家裡,一個原爆生還的女士為他們導遊廣島的原爆紀念館。向來對日本文化藝術(特別是版畫與現代實驗音樂)極有興趣的他,第二次訪問日本的經驗,讓他對於日本在二次大戰終結前遭受美國核彈攻擊的命運懷抱有強烈的同情,但是日本的現代化過程─從明治維新 「脫亞入歐」 走上殖民帝國主義的曲折發展,畢竟不是一個中學生能夠全面深入了解的。不難想像,幾年之後,他在大學就讀時閱讀了Iris Chang的《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而發現日本的另外一個面貌時,將要引發的震驚、困擾與衝擊,以及其後的徬徨困惑的歲月。在尋覓解惑的漫長過程中,大江健三郎的文字給予的啟發,讓兒子和陪伴的我受益最多。
曖昧的日本的我
上個世紀,二次大戰之後。日本有兩個作家先後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榮譽。1968年在斯德哥爾摩受獎典禮上,川端康成以塵俗不染的姿態,發表演說《美麗的日本的我》詮釋日本美學的成就。26年之後,一個自覺而誠實的戰後文學者大江健三郎,卻說他只能以《曖昧的日本的我》為題表達他所擁有的歷史印痕,以及他生活於其中的持續被置於曖昧之中的現代日本。讓我摘錄一段:
「…把國家和國人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曖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仿。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也在堅定、持續地守護著傳統文化。曖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以大約50年前的戰敗為契機,正如『戰後文學者』作為當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日本和日本人在極其悲慘和痛苦的境況中又重新出發了。支撐著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義和放棄戰爭的誓言,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觀念。然而,蘊含著這種道德觀念的個人和社會,卻並不是純潔和清白的。作為曾踐踏了亞洲的侵略者,他們染上了歷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類第一次核攻擊的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死者們,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倖存者們,那些從父母處遺傳了這種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們(除了日本人,還包括眾多以朝鮮語為母語的不幸者),也在不斷地審視著我們的道德觀念。」
沒有人能保證侵略戰爭、大屠殺或是核洩漏災難不會再度發生,但是這個世界還有像宫崎駿、奧利弗‧斯通以及大江健三郎這樣的勇敢之士,不斷地發出具有反思與批判的道德力量的聲音,因此,這個世界還值得我們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