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秋天來得早，從太平洋彼岸吹來一連串的低壓氣旋，遮蔽了朝韓〈終戰宣言〉所綻放的陽光，為東北亞的和平局勢捎來了些許的寒意。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府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就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發表演說，除了抨擊中國試圖干預美國選舉，破壞美國民主制度之外，話題還包括美中貿易爭端、南海的軍事化、對台灣的打壓，還有中共用「社會信用分數」對國內民眾進行監控和宗教壓制，以及在美國和海外擴大影響力等等。
一般認為，彭斯的演說主要是說給美國民眾聽，旨在形塑美國人對中國的成見進行社會動員，同時用「中國威脅論」來轉移川普當局「通俄門」的司法困境，撇清自己「預謀篡位」的嫌疑。但也有許多專家質疑，從貿易制裁、南海「自由航行」到「台海軍演」的宣布，美國對中國歧視性、壓制性的遏制措施，已經遠遠超出了經貿衝突的範疇。有論者甚至將彭斯的演說與丘吉爾1946年「鐵幕演說」進行對比，憂心它有可能成為「中美新冷戰」開始的標誌。
彭斯的講話通篇充斥著對歷史的任意裁剪，顛倒是非，捕風捉影，無的放矢。其中涉及對中國的指控，無一不是美國自身形象的鏡射，在一個手指向對方的同時，其實有更多的手指是指向自己。彭斯的演說反映出美國華盛頓環圈政治精英固守冷戰思維，拒絕面對全球秩序從一元單極走向多極共治的歷史趨勢，企圖通過妖魔化中國，將中國形塑成西方文明和體制的對立面，從而將世界體系拉回到兩體制集團對抗的局面，藉以鞏固美國日益衰微的世界霸權。
實事求是的說，與其將彭斯的講話拿來和邱吉爾1946年3月在美國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的《和平砥柱》講話相提並論，勿寧說是更貼近於美國總統杜魯門隨後在參眾議院聯席會議中揭櫫「杜魯門主義」時的著名演說。當時杜魯門受到「凱南報告」的影響，認為羅斯福總統在二戰期間的「戰時協調」和「大國合作」政策是對蘇聯單方面的妥協，非但不會誘使蘇聯變得更加謹慎、溫和，反而提供蘇聯可趁之機，從號召美國國民和西方盟國要群起為捍衛資本主義自由世界的生活方式進行鬥爭。杜魯門主義的提出和實現，標誌著美蘇冷戰的正式開始。從此，「遏制戰略」取代了羅斯福的「大國合作」和「集體安全」政策，冷戰體制取代了雅爾達體制，而出兵鎮壓希臘人民革命的決定，更開啟了美國藉口「緊急情況」和「聯合國不能有所作為」單方面的干涉他國內政的惡例。
杜魯門受到「凱南報告」的影響，一方面認為要採取強硬手段才能遏制蘇聯共產主義擴張，一方面也樂觀的以為史達林死後蘇聯必將崩潰。恰恰是這種夾雜著「威脅論」與「崩潰論」的複雜情緒，成為戰後主導美國政府制定對外政策的基礎，彭斯的演講就是最新表現。有專家評估，如果華盛頓真要像昔日對待蘇聯那樣對待中國，貿易戰就有可能演變成美方對中國全面開展戰略遏制的社會動員過程。倘若如此，美國的對華政策只會變得越來越負面、越來越走極端，甚至不排除從貿易爭端逐步走向經濟、政治，甚至軍事對抗的不歸路。
但是，今日的中國畢竟不是昔日的蘇聯，今日的美國也不再是當年的美國。先不說在主觀意圖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政以來，在外交政策上向來稟持「和平共處五原則」，從不干涉他國內政，也不搞擴張主義。就客觀處境而言，及自今日，中國畢竟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才剛剛要實現小康，光忙著搞好自身建設就得擼起袖子，集中精力跟時間賽跑，既沒有精力也沒意願搞輸出革命，更沒有稱霸的野心。更重要的是，想要在21世紀的今天重新炮製兩體制對抗的「中美新冷戰」，還必須具備幾個前提：
一是，必須存在著兩個相鄰不相構的平行市場，才能在堅壁清野的遏制政策下，利用地緣戰略優勢完成自我配套的再生產體系。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是，通過後冷戰時期的全球化進程，今天的世界早已形成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產業供應鏈和價值鏈，誰也離不開誰。更何況美國在反恐、網絡安全、全球暖化、極端主義、核擴散…等全球議題上，也脫不開中國的協助。
二是，必須形構出兩大集團對抗的態勢。雖然戰後在美國所主導的國際分工下，確實存在著工業化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利益矛盾，體現在G7集團與G20集團相互競逐國際經貿秩序話語權的緊張，而中國也在金磚國家和G20體系中日漸活躍。但是，從經濟利益的重分配要上升到軍事領域的全面對抗，還需要意識形態的介入。中國既不拉幫結伙，也不搞意識形態擴張，更何況經過數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已經從世界工廠朝向世界市場進行過渡。超過四億的城市高消費人口，再加上克服城鄉二元化後將日益蓬勃的農村消費力，龐大的消費品市場對國際過剩資本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美國想要通過諸如「美加墨自由貿易協定（USMCA）」的「毒藥條款」來孤立中國，長期限制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簡直是緣木求魚。
三是，兩體制對立需要長期的政治動員和外交動員。前者，必須與高所得、高福利、高消費的福利社會體系相配套，以爭取民心的支持。以美國當前所面臨的財政窘境和國民財富分配危機來看，川普政府或許可以短暫的運用對中國的貿易戰爭來轉移鐵鏽區和農業州的底層群眾對華盛頓菁英政治體系的不滿，但因貿易對抗所導致的通貨膨脹，最終還是要美國人民買單。想要回到「美好的昔日」，光是依靠口惠實不至的「讓美國再度偉大」的愛國主義招喚，恐怕只是幻夢一場；至於後者，從晚近歐盟追求在貨幣、金融與軍事領域實現獨立自主的籲求，和日本日趨朝向「亞洲國家」轉型的努力來看，倘若沒有諸如「馬歇爾計畫」和「日本復興計劃」，用經濟援助與軍事援助作為政策手段來綁架盟邦，想要否定多邊機制，全面推行對中國的遏制政策，只會讓美國越來越陷於孤立。
二戰以來的國際體系是由西方所主導，美國當局希望借助軍事、經濟與意識形態鬥爭等方式繼續維持世界霸權，而世界體系日益明朗的多極、多元和多樣化的趨勢，根本進不了他們的視野。我們遺憾地看到，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美國還手持「雙重標準」孤懸在冷戰時代的彼岸。英國政治經濟學者馬丁·雅克就直言，「在美國愈發具有煽動性和侵略性的反華言論面前，中國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尊嚴和清醒」，「如果中國也效仿美國的做法採取對抗，中美關係將出現自由落體式的下降，對整個世界都將帶來嚴重後果」。也就是說，一旦中國喪失戰略定心與耐性，以戰鬥性姿態回應美國的挑釁，並將彭斯的演說定性為美國對華發出的「冷戰檄文」，開展戰略對衝。那麼「新冷戰」就從可能性轉為現實性而拉開帷幕，逐漸坐實。如此一來，上帝非但保佑不了美利堅眾合國，也保證不了人類社會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