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日，許多奉行西方價值體系，篤信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是捍衛人類文明與和平的基石的知識份子，不管在公開場合願不願意承認，內心世界總有那麼一時半刻不自主的浮現出些許的疑濾。這世界似乎是亂了套，川普一上任，經濟學教科書中那個「被抹平了」的世界，如今卻充斥著「民族國家」的戰壕和城牆；隱藏在一切「公平貿易」說詞的背後，其實是赤裸裸的國家利益和政治暴力：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描繪的那個雨露均霑的美好世界，在現實中可能不曾真實的存在過？

所有在教科書中奉為圭臬的經濟法則和歷史經驗幾乎都被顛覆。戰後以美元黃金匯兌制為核心，以IMF、WDB和GATT制度框架的布雷敦森林體系，難道不是為了解消各國的關稅壁壘和匯率操控，防止貿易爭端再度激發地緣政治緊張和軍事衝突的制度設計嗎？為什麼川普解決中美貿易逆差的手段卻是祭出惩罰性關稅並重啟貿易保護主義；過去30年來，以製造業外包和生產要素自由流通為特徵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不是被描繪成最能體現地緣優勢與稟賦效益，是帶動發展重振世界經濟，解決當前全球失業問題的契機嗎？為什麼川普一口咬定是中國偷走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並揚言不再容許「中國繼續強姦美國」？

全球化向來被描述為一種無法逆轉的過程，是世界不可逃脫的命運，甚至將資本全球化描繪成一種開放市場在競爭的外在趨力下所產生的，如自然史般的演化過程。問題是，全球市場並不是個應許之地，一個國家眼中的世界市場，同時就是另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重商主義時期的航海擴張，創造了民族國家的疆界，以及疆界內自由競爭的國內市場。世界市場的競爭機制轉化為一國內部資本積累和集中的強制，而民族資本追求積累的內在動力，又反過頭來逼使它不斷的擴大對世界市場占有。因此，一個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擴張，通常是以另一些國家被迫放棄對國內市場的保護作為代價。西方擴張主義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船堅炮利，就沒有自由貿易。

只不過，這種國與國在世界市場的矛盾，在殖民主義時期由於缺乏作為中介環節的第三者，表現為一個民族國家對其他民族國家直接的占領或併吞。戰後在美國全球霸權的支配下，通過跨國公司的經濟活動，把有衝突的利益做了人為的劃分，表現為地緣政治上的從屬關係和區域分工的差序格局。以東亞為例，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跨國公司在東亞地區的經濟活動以母公司跟子公司之間的垂直分工為主要形式，表現為雙邊關係，一種「中心—邊陲」的輻射型線性關係，從而表現出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從屬，整個東亞國家都個別的對美國從屬的國際關係格局；80年代以後，跨國公司將生產流程拆零成為幾個子流程，用中間產品的形式分別在區域內部不同的國家進行生產、流通，再組裝銷售形成後冷戰時期的「區域製造網絡結構」。恰恰是這個結構改變了區域內地緣政治關係，加強了區域內國家和地區的分工鏈結，提供了東亞區域經濟體出現的物質基礎。

東亞「區域製造網絡結構」的存在，說明中美巨額的貿易逆差其實是區域分工的結果，而不是雙邊問題。據統計，中國每年輸出到美國的直接消費品中，就有高達44%是從其他各國進口的「中間產品」（零部件），一旦美國啟動關稅或非關稅貿易障礙，受害的絕對是整個區域的生產鏈，誰都無法倖免。舉例來說，根據韓國《亞洲經濟》報導，如果中美貿易之爭愈演愈烈，韓國將受重創，對中國出口額或將減少近20%，整體出口也將下滑5%。該報導進一步援引韓國現代經濟研究院的研究表示：若美國從中國進口每減少10%，韓國對華出口額將同比減少19.9%，其中電器裝備、IT等產業將相對受到較大衝擊；相反的，中國對美國徵收關稅並不會令韓國對美出口產生太大的影響。

台灣的情況也不遑多讓。目前，台灣出口產品中有40%是輸往大陸地區（包含香港）。電腦、筆電和手機等自有品牌產品，將生產和組裝產線設在中國大陸的高達90%；而ICT相關產業（包含電腦、通訊設備、消費性電子產品以及電子零組件）約佔台灣總出口額的40%，GDP總量的20%，一旦美國調升對中國的進口關稅，將直接衝擊在中國有生產基地的台灣企業。電子資訊、紡織、鋼鐵，機械，以及家具等產業必定災情慘重。

今天的世界格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堅壁清野，沒有誰可以離開得了誰，川普以貿易保護主義劍指中國，誰也佔不了便宜。面對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的互槓，台灣作為東亞製造業分工的主要環節，趨吉避凶之道，應該是利用自身的優勢，創造有利于華府與北京良性對話的氛圍，非但不能添亂，更要支持大陸提出的「亞太自由貿易區」倡議，想方設法的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卡準方位，為台灣的產業發展找到進退有據，有理、有利的區域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