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剛

生命與反動：「永恒的大地」的矛盾二重性

大地何言哉？萬物靜謐生成。對那源源不絕的生命力，那強韌不屈的活著本身，我們應當對之虔敬乃至畏怖，儘管它「凡俗」、「俗艷」、「猙獰的結實」，似有情卻又不仁。自認為是「市鎮小知識份子」的陳映真，對這個作為生命力源頭的大地，以及在這個大地上辛勤勞動的人民，抱著一種深深的敬畏乃至於迷戀。大地生生不息著，勞動人民也生生不息地生產、再生產著。他們才是「活著」的最根本的依托。沒有他們，一切的理想都只是虛無的名詞，不可能有發生與茁壯的機會。因此，在〈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裡，那些市鎮布爾喬亞在某種被迫的懺悔儀式中說：「我們所鄙夷過的人們，他們才是活著的」；「那些儘管一代一代死在坑裡的，儘管漫不經心地生育著的人們」（2：67）。

因此，不難理解，何以陳映真經常以女性來象徵這個大地及其負載的勞動人民。以我這方面的有限所知，相較於西方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美學，這樣一種對於陰性、母性或女性的複雜的敬畏，似乎是滿獨特的。在西方的社會主義傳統中，由於強調工業無產階級的歷史主體角色，以及內化底接受了啟蒙人定勝天的進步世界觀，總是傾向於歌頌那把「爐火燒得通紅」的男性陽剛之力與美。但在陳映真的文學創作中，我們似乎是找不到這類對陽剛的崇拜。有些男性是追狩著光明、希望、太陽，但是，是以一種陰悒的、蒼白的、虛無的、易折的狀態為之，經常陷入一種深刻的不勇不懦不進不退的徬徨狀態，下不了決心戰，也下不了決心降，對未來的希望與信念他們不放棄，但他們又驚疑地被這當下的實在的人生所吸引；他們希冀著太陽但同時愛戀著乳房。那「溫柔的乳房」（見〈夜行貨車〉（1978））既是情慾又是生育，既是活著的最尖銳的感覺，又是生命的最實在的前提，而這兩著是不能分離的。因此，女性或人民（並舉二者是因為他們共同象徵了、體現了那「永恒的大地」），對於有理想的、困惑的、男性的、左翼的知識份子如陳映真而言，實在是一種集各種矛盾於一身的對象物。你對她們敬畏乃至於迷戀，但就在這當中，又同時萌發了一種揮之不去的懼怵乃至於嫌厭，因為人民的日常生活，卻又是含混著那麼多日積月累的慣性甚至惰性，有它的蕪雜與無奈，而這些又攪拌著情慾呼喚，將任何追求烏托邦的、彼岸的（潛在）實踐者，給拖入泥濘，成為「蟲豸」。陳映真的矛盾牽連到對於「民粹主義」的認識與評價的問題。

陳映真對民粹主義是愛恨並存的。民粹主義強調土地與人民、強調傳統，強調人民是土地之子，而土地則是母親。這中間是有一方真理，但也有一方墮落。因為傳統並不見得都是好的，而土地與人民雖曰永恒，但也不免受某些傳統之荼毒。小說中，代表人民的伊和代表強權的他，之間的抗衡與共謀關係，深深地困擾了作者。就拿伊來說罷，表面上伊對他苟合取容、以順為正，看來是因為他有強暴的宰制，以及束之高閣的道統、法統與政統的正當性，但伊朦朧地知道自己沃腴的大地終將埋葬他。伊有生命的直覺，有土地的根底，這使伊柔弱勝剛強。但是伊畢竟接受了他也吸納了他，這也必然讓伊也得到了他的問題與他的罪惡。他依附洋人，伊也亦步亦趨，何況還可以大剌剌地說：「還不是你拉的皮條」。他對中國漠然，對歷史虛無，伊也同樣感染了這個漠然與虛無。他表面上看不起洋人骨子裡自卑，伊也看得清楚，乾脆直接崇拜洋人並自卑。

他「撲通」地跪在梯口，不成聲調地吟哦著些什麼。伊靠在那裡，也因著懼怖而愕然地站立者。孤獨彷彿毒蟲那樣地噬咬著伊的心。伊忽然的想起以往的那些衰老的和壯碩的紅毛水手們。他們的身上、鬍鬚，都沾滿了鹹腥的海風。他們有些唱著伊所不懂的歌，離開伊的床和方寸的房間。他們是活在風浪和太陽中的族類。而伊卻只是一隻蠢肥的蟲豸，活在陰濕的洞穴裡。（3：44-45）

不再自在、不再快樂的「永恒的大地」，於是也希冀起那「風浪和太陽」了。大地想要變成一艘船了，想要追逐風浪太陽與感官享受──而這大概就是「自由」或「獨立」，或曰「現代」的況味罷。由於這個「希望」是一種自卑、嫉妒、羨慕狀態的反射，因此它不需要理想、不需要愛，當然更用不著「理論」，因為光是一個「我要！」就足當一切之用的了。因此，這個「希望」並不構成對現狀的超越。大地夢想成為漂流的船──這是「大地的辯證」，其倒退邏輯猶如悲劇的「啟蒙的辯證」。

只剩下一個「我要！」的大地，其唯有自我的孤獨是難以想像的──「孤獨彷彿毒蟲那樣地噬咬著伊的心」。伊孤獨化了、浪漫化了、絕對化了伊自己，而伊的唯一的自我安慰則是伊的永恒、伊的綿綿不絕，也就是伊的下一代，而且是一種被浪漫化的族群與種性的下一代，所謂大地之子（或，台灣之子）。於是伊在冷眼目睹著掩藏在他的橫暴之下的孱弱與昏聵時，伊的內心升起了一個報復的秘密：我肚子裡的孩子不是你的；是「那天，我竟遇見了打故鄉來的小伙子……」；「一個來自鳥語和花香的嬰兒」；「但我的孩子將在滿地的陽光裡長大」（3：49-50）。

在這樣「夢想」的時候，伊卻沒有被夢想的華彩所渲染，而浮泛起應有的（哪怕是短暫的）愉悅與悸動，反而，「伊的心像廢井那麼陰暗」，因為伊對未來的想像是以漆黑的報復為底色──「伊深知這一片無垠的柔軟的土地必要埋掉他」（3:50）。

這個為自卑與報復心所綑縛的大地，雖然永恒，但也步入了伊的施虐者的邏輯與命運；施虐者以他的形象改造了伊。伊如今連伊的「下一代」的希望也是不真誠的了，充滿了報復的晦暗，而唯一的希望，竟然是和伊的愛恨床邊人一模一樣，是寄託在那來自海上的大船及其滿滿的船貨。小說是這樣結尾的：

又一聲遙遠的氣笛傳來。伊的俗艷的臉掛著一個打縐了的微笑。永恒的大地！它滋生，它強韌，它靜謐。(3:50)

對民粹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雙重反思

要超克那返而不往的民粹主義的誘惑，免於成為「大地的辯證」的犧牲者，需要一種以理想主義為基礎的理論與實踐。但這個理想主義若僅是往而不返，也將弔詭地成為它自己的對反，成為暴政、愚昧，與黑暗的雅稱。前行的理想主義得要時刻回顧民眾的日常生活，要尊嚴那活著的生命，並對大地、對自然、對生命的尊貴的脆弱，存有虔敬之心。理想主義的步伐是卻曲的、顛躓的、自省的。

陳映真精神的底色無疑是一個受現代洗禮的社會主義者，他有一種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他深知匱乏與貧窮的罪惡他反對匱乏貧窮，他沒有理由反對富裕與進步……。他絕不是一個返古的、均貧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一種阿波羅的對未來的儘管時而受挫卻不休止的理想主義精神，不絕地在陳映真的文學思想中一明一暗著。但關鍵更是在於，這個向上的、飛昇的精神，卻從來沒有獨行、獨斷過，而是一直回首面對生活與勞動中的人民。這也就是說，青年陳映真思想的最關鍵的緊張，從而也是他文學最寶貴的花朵，即是探討了理想與現實、星空與大地、「男性」與「女性」之間的複雜辯證，於其中，左翼信念、宗教信仰、民粹主義、傳統價值、民族主義、國際主義與現代的「性」，相互複雜牽動勾連。毛澤東嘗說：「女性是半邊天」。我想，陳映真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一個革命的實踐，一個通往理想國度的道路，中間不可能只是男性的革命暴力或剛烈的意識型態，後者不但不為功，反而可能通向了地獄。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打破那長久以來男性知識份子（或革命者、改革者、理想者、殉道者……）作為現實生活與生命的否定者，而女性/人民則是生命與生活的冥頑保衛者的性別刻板？如何讓男性知識份子也是半邊地？而這可以說是對理想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雙重超克。

〈永恒的大地〉的「文」所超載的「道」，或許就在這裡：我們需要思考一個同時超克（往而不返的）理想主義和（返而不往的）民粹主義的出路。陳映真有可能是當代中國唯一的一位文學家，將這個問題，以這麼深刻的方式，提出來供人們思考。這個問題，所牽涉到的不僅是對於台灣近幾十年來的「西化的」自由主義、「本土的」民粹主義運動有所啟發，對於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傳統的反思，也未嘗沒有重要意義。而對本文而言，更現實的意義，或許還在於對「左翼男性」的主體狀態的重新反思上頭。無可置疑，思想家陳映真把如何和「半邊天」和解、學習，看作是左翼男性突破自身封閉困境的一大契機。唯小說家陳映真並非以高高在上的指導者姿態，而是以治療著自己的病的方式來書寫的。陳映真的書寫和讀者之間的關係，一直是一種深度的民主實踐，尤以寓言時期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