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五二〇，蔡英文放棄主場優勢神隱，請出「蔡想想」來陪弱勢兒童嬉戲，對官邸外的世界索性來個相應不理。綠營不開台唱戲，主流媒體只好緊跟著國民黨主席選舉，還煞有介事的說文解字，想要從習近平行事如儀的賀電中找到蛛絲馬跡，為日後國共兩黨的關係標示晴雨。其實，去年台灣再度政黨輪替，北京當局就曾明白表示：「大陸對台灣的大政方針是明確的、一貫的，不會因為台灣政局變化而改變。」當然，也不會因為國民黨易主而有所動搖。選前心急，吳敦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不小心泄露了拒統的心跡：「想要被統的人，可以搬到福州、上海去住，何必拖累2300萬人。」這句話，傷人也傷己。你既已無心，又如何期待大陸對你事事「上心」。
台灣民主政治的困局，就是將兩黨惡鬥制度化，藍綠各擁群眾，互為寇仇，通過將對手妖魔化來共謀綁架民意，從制度上窒息任何進步力量出現的可能性。坦白說，兩黨從階級屬性、意識形態、發展思維到兩岸政策，基本上都沆瀣一氣，都是上個世紀七〇年代「革新保台」的思想殘餘，所差異者不過五十與百步之遙，選來選去還是個爛蘋果。蔡英文依靠藍營群眾對馬英九主政失能和國民黨長期內鬥的反感，沒有為民進黨攻下任何一座城池，連選票都沒有多幾張就穩坐江山；吳敦義坐待蔡英文當局民粹反噬，窘態畢露，毋須銳意改革只等著對手犯錯就打算伺機而起。有人說，吳敦義的當選意味著「國民黨已死！」，矢言不再做「中華民國」的孤臣孽子；也有人說，吳敦義的以52％過半數選票當選，標誌著「台灣國民黨元年」，從此不再是「外來統治集團」，從綠營手中奪回政權指日可待。其實，大可不必。兩種極端雖各有所據，但都違反歷史事實，也都言過其實。
首先，這裡所說的「國民黨」，如果是孫中山先生為討伐北洋軍閥、實現國家統一，1919年在上海法租界滌除幫會習氣改組，並在1924年1月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聯俄、容共、扶持工農」三大政策，以「反帝反軍閥」為政治綱領的中國國民黨。那麼，這個「國民黨」早在1927年的寧漢分裂，蔣介石清黨，以及先後發動五次剿共內戰時就已經名存實亡，所剩下的只是為軍政府所把持的地主買辦官僚集團；1949年內戰失利，國府撤退來台高舉孫文思想、推行土地改革，也不過是為了合理化「國共內戰」，遂行軍事戒嚴體制，拿「三民主義」來作為依附美國新殖民主義東亞政策的遮羞布。
其次，吳敦義作為蔣經國主政下「催台青」政策的受益者，從一個未曾出洋的農村子弟，父親還是五〇年代受白色恐怖牽連而喪失仕途的本土菁英，卻能夠在台灣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席次，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獲國民黨青睞推薦參選臺北市市議員，隨即被徵召返鄉參選南投縣長，成為最年輕的地方首長，從此扶搖直上，位居三公，恰恰是拜國民黨「本土化」政策所賜。也就是說，早在上個世紀七〇年代，國民黨為了因應變局，早就消磨了逐鹿中原的野心而「無意西渡」，從而展開了一連串「革新保台」的在地化工程。所以，與其說吳敦義的當家，代表著國民黨本土化勢力在黨內鬥爭中取得勝利，不如說是「革新保台」世代的歷史回眸，完成它在台灣上空的最後一次盤旋。
事實上，後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可說是同胎異卵的孿生兄弟，都是在國家內戰和國際冷戰架構下，作為新殖民地被美國價值和生活方式強行植入的客觀產物。他們都是懷胎於軍事解嚴反共國家安全體制；都誕生於臺灣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席次，所謂風雨飄搖、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的年代；他們都接受「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意識形態洗禮，同時，服務於美國的東亞戰略和國家利益。表現在兩岸政策上，兩黨的差異不過是：一個是「和平拒統」，希望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戰術模糊下，維持臺灣的偏安格局；另一個是「和平獨立」，企圖以「中華民國憲政架構」借殻上市，妄想躲在日美軍事聯盟的羽翼下以拖待變，借以實現從「兩國論」到「實質獨立」的和平過渡。洪秀柱的錯誤，就在於冒然主張「一中同表」，揭發了黨內革新保台派「和平拒統」的國王新衣，從而遭到黨內大老聯合技術官僚、催台青和地方派系三大體系的圍剿。
當然，國民黨作為現實上在島內「反對台獨」最大的政治力量，對於牽制民進黨的台獨冒進還是起著不可抹滅的作用。因此，「一個團結而強大的國民黨」還是得到泛藍選民，甚至是北京當局的祝福和期許。而吳敦義也確實是目前黨內政治人物中，唯一可以統攬大局，調和鼎鼐，防止國民黨進一步裂解的政治領袖。但是，國民黨的衰敗，除了自身因素（如蔣經國逝後，技術官僚、催台青和地方派系內鬥不休）之外，也是美國東亞戰略和國家利益的體現。過去三十年來，在美國所一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政策下，依附於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扈從結構，由於黨國資本的解體而喪失物質基礎；解嚴之後，「反共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也為「民主化」、「本土化」所取代，從而喪失跟民進黨相互抗衡的話語權。而馬英九主政時期的兩岸和解路線，恰恰又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扞格不入而被「太陽花」所強行墮胎。
反觀民進黨的興起，一直都緊密地扣連著美國對台政策的轉移。土地改革，促成地主階級與自由派親美學人的合作，在六〇年代要求全盤西化以及美式政體；加工出口時期興起的中小企業主，在七〇年代結合了城市中產階級，成為黨外民主運動時期反壟斷、反軍事戒嚴體制的主力；美麗島事件後，以辯護律師團為班底的政治勢力，在民營壟斷資本的支持下，一方面挑戰黨國資本，搶佔金融、交通、航空、能源等經濟高地；一方面以「台灣人當家作主」為口實，將台灣人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轉化為「台獨意識」，在解嚴後與海外台獨勢力結盟。
所謂「亞太再平衡」，是美國繼1972年啓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略之後，另一次東亞政策的重大轉移。主要是環繞著鞏固美元霸權體系為中心，劍指中國，瓦解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防止亞洲出現區域結算貨幣導致美元體系崩解的戰略設想。在此階段，日本違反和平憲法第九條，對外出兵，走向軍工大國化；臺灣則以兩岸關係監督條例，遏止兩岸和平協議產生的可能。如今，民進黨全面執政標誌著皇民化階層與親美政治菁英的結合，不但強化了「反中國因素」，以「新南向政策」取代西進，更企圖以「武器國造」政策來建構產官學合作的軍工複合體，啓動軍備競賽，意圖將兩岸關係從「和平發展」導向「冷對抗」，甚至「熱對抗」的地緣政治格局。
吳敦義的出線，或許為維持一個「團結的國民黨」提供一線生機，也為日後在民進黨政策失利的前提下，重新奪回政權創造契機。但是，如果改組後的國民黨仍然拋不開「革新保台」的偏安思維，在攸關台灣人民生存與發展的分配正義和兩岸關關係上與民進黨不分軒輊，那麽，這樣的「本土化的國民黨」就算奪回大位，充其量也是再度實現了政黨輪替，換一批人分瓜和蠶食政府預算和行政資源，實在也沒什麼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