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田與一是誰？這一個伴隨著蔣介石走進網路鄉民街談巷議中的日本人，近日來被放置在藍綠認同政治的天平上品頭論足，昔日蔣介石被虛構的歷史形象有多大，今天八田與一被放大的形象就有多大。天平的兩端永遠只能告訴你孰輕孰重，卻無法標示真實的斤兩，人民才是歷史的尺度，是測量政治人物功過的法碼。當真正創造歷史也承擔歷史的勞苦大眾被棄置一旁，用一個虛構的歷史來評價一個歷史的虛構，或者，用歷史的虛構來反駁虛構的歷史，永遠找不到正義的答案。

坦白說，八田與一是誰？到底做過了什麼？其實一點也不重要。翻開史冊，任何一個以追求西方現代化治理為價值判准的政權，都少不了技術官僚的投入，「他」可以是八田與一，也可以是尹仲容、孫運璿或者是李國鼎，兩者都是西方現代主義的共構，都烙印著新舊殖民主義的標記而相互輝映。只不過前者是為了實現日本國家壟斷資本積累，在台灣大興水利，通過水權的分配，強制將台灣農民的生產活動納入與日本殖民母國間的垂直分工體系，所謂「三年輪作」，與其說是為了平均分配水權，充分利用地利，不如說是為了解決日本軍需缺糧的問題，同時實現日系糖業資本的集中和積累的殖民地產業構造；而後者，為了服膺戰後由美國所一手主導的新殖民主義東亞分工體系，完成台灣的資本原始積累，通過土地改革削弱地主階級的反抗，造就了數百萬計可供剝取的小農階級，並製造農村破產將勞動力驅趕到都市工業部門，用以承接勞力密集段的加工出口產業，繼而以低糧價、低工資和軍事戒嚴體系為手段，來實現台灣的國家壟斷資本和跨國公司的雙重積累。

許多人執著於八田與一對「台灣農業」的貢獻，卻忽略了人民才是歷史的主體，在殖民地垂直分工體系和日本殖產興業的糖業壟斷下，台灣農民，特別是農業勞動力主要來源的佃農卻絲毫沒能得到好處，甚至飽受三年輪耕和水租之苦。根據日本學者史內原忠雄的考察，嘉南大圳建成之后，台灣的稻米增產203%，與此同時台灣人口增長僅為53%，理論上，台灣佃戶的生活困境應該得到緩解。但由於有近半數的米糧出口到日本，當時台灣農戶的「無產化的程度日益加甚」，以1936-1938年間為例，台灣稻米的年產量達140萬公噸上下，是1911-1915年間年產量的2倍多，但因為出口到日本的米糧在68萬公噸左右，是1911-1915年間的6.8倍之多。因此，台灣農戶的人均稻米消費減少23%、甘薯消費量卻增加38.1%，更遑論1940-1945的戰爭年代，日本加倍榨取台灣資源用于對外戰爭，在島內實行嚴厲的米糧配給制度。

再以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糖業為例。據統計，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前，台灣的傳統手工作坊（糖廍）在光緒20年(西元1894年)已有1,275所。2001年，引進新式糖廠和頒佈「糖業獎勵規則」之時，尚有1117家，佔總生產額的97.3%。但在1905年日本總督府推出「原料採取區域制度」之後，日資現代化糖廠對原料的壟斷徹底打擊了舊式糖廍的存在，並對台資現代化糖廠進行兼併。2013年，舊式糖廍只剩下191家，產量僅佔總產額的5.74％，而新式糖廠共有28家，其中全日資9家，台日合資8家，英國資本2家，其餘9家為本地資本。

在新式糖廠取得統治地位之後，為了實現日本糖業資本的壟斷，通過兩次的集中，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前夕，台灣的製糖工業基本上僅剩下三井系的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三菱系的明治製糖株式會社、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以及日糖系的日糖興業株式會社等四大公司所操作。這四大公司擁有新式糖廠42家，酒精廠15家，自備鐵路2900公里，而純台資的糖廍僅剩下35家，僅佔總產額的0.77％。邵術的數字充分說明了，台灣本地資本非但沒有享受到「殖民地現代性」的福祉，反倒是深受其害。經過日本殖民統治51年，原先已經從地主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逐步轉型到產業資本的本地資產階級，除了少數依附在日本殖民當局恩給的專賣特許（如鹿港辜家的鴉片專賣）之外，全數被打回原形，退回去充當前現代的地主員外。

上述的案例，充分暴露了台獨學者倡導「殖民地現代性」和「殖民有功論」的重大缺陷。我們考察一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構造，不能只看到體現在歷史中的物與物的數量關係，還必須考察隱藏在物與物背後「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許多人著重於描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對台灣水利、電力、交通、金融、乃至於戰爭工業的投入，誇大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近現代化的貢獻，卻刻意回避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資源和勞動力的掠奪，以及對本土資本現代化轉型的打壓，從而絕口不提所有戰後去殖民化的新興民族國家共同的質問：所謂「現代化」到底發展了誰？是為了誰的發展？少了這個以人民為主體的提問，任何關於殖民地現代性的討論都只能淪為是為殖民主義者張目，為帝國主義的掠奪塗脂抹粉的偽科學。

同樣的，許多學者也致力於為國民黨的黨國官僚體制說項，引據戰後台灣的工業化成果來說明政府干預在資本積累中的作用，但也刻意回避討論建構在東西冷戰、國共內戰雙重架構下，新殖民地東亞分工體系的依附性，以及為了實現這種依附性發展所不可或缺的軍事戒嚴管制。這種以反共軍事戒嚴體制為手段來管控基礎建設、重化工業和金融資本等經濟戰略高地的統合經濟，雖然有效的在冷戰時期實現了台灣國家資本和民營壟斷資本的高速積累，也提供了跨國資本掠奪勞動剩餘的條件，但卻是以對工農群眾的殘酷鎮壓和環境污染作為代價。所謂的「發展主義」到底是為了誰的發展？或者是發展了誰？仍然是來自於勞苦大眾嚴肅的提問，誰也別想唬弄誰。

台灣的民主政治從數人頭到「砍人頭」（認同符號）的潰退，暴露了台灣在新舊殖民主義架構下強行植入的現代性，都刻意隱蔽了人民的視野。過去，國民黨以老一輩技術官僚的勤政廉能來塑造軍事戒嚴體制的正當性，借以捍衛後蔣經國時代黨國體制的頹敗，必然帶來民進黨徒眾以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現代性來作為反撲；而民進黨以誇大「殖民有功論」來變相推行「去中國化」政策的意圖，也必然要喚醒台灣人民沈睡已久的民族主義神經，通過歷史的反思，走出族群問題的糾葛，為台灣的現狀和民族共同的未來謀求出路。或許有人會憂心，這種符號認同的分歧將擴大台灣族群的分裂。從短暫的現象上來說，或許是，但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問題的暴露恰恰是問題的解決。當意識形態背離人民實際生活經驗，甚至與人民的利益相敵對，就是意識形態要崩解之時。

「符號認同」永遠只是政客操弄群眾的工具，但人民是生活在現實當中，我們要相信人民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