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宏甲

海，昨天退去。

出現在眼前的山，從天上俯瞰，宛若無數遠古征戰的帳篷安紮在大地。它不像太行山、神農架或者歐洲的阿爾卑斯山那樣連綿不絕，多是一座一座平地而起。好像有一隻上帝之手，曾經在這裡做遊戲，造了這麽多小山峰。

這裡的山，便是兩億年前海底世界的景觀。在這些高度差別不大的群山之間，曾經有許多海底生物在「山」與「山」之間遊弋，是兩億年前海底的自然力量造就了這裡特有的群山。

我們今天所說的青藏高原，就在那時候出生。它曾是遠古的淺海低陸，距今約二三百萬年前開始大幅度隆起，形成今天的「世界屋脊」。最後露出水面的這片海底世界，因無數小山峰聳立於斯，便成為當今中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

這裡是貴州。我沒有想過，工業發展滯後的貴州能在信息時代為全國提供什麽經驗，但是，現在這遠山深土是如此生動地教育了我，令我不得不重新審視眼前的世界。

（一） 這是壞事，還是好事

二〇一五年以來，有關「很多企業關門了」的說法就多起來，今年更見有文章說「工廠機器沈寂，馬路貨車漸稀」。有人說，一批外企外資撤離中國，留給中國打工人口的失業震蕩不小。還有人描述道：「別小看每月三千元的工資。小小一張工資條的後面，有數百萬留守兒童嗷嗷待哺，還有千百萬白發蒼蒼的空巢老人殷殷期待……」在這些說法中，失業的絕大多數是農民工。

與此同時，房價令人吃驚地暴漲，波及各類房租上揚，地下室也不例外。下崗農民工能在城市裡等到企業再錄用他們嗎？能等到撤離中國的外國資本返回來再錄用他們嗎？

農民工回鄉了。

不僅是單槍匹馬外出打工的，不少農民夫妻帶著孩子在城市打工的也拖家帶口回來了。這些年，政府努力使農民工的孩子在城市擁有上學的書桌。現在，他們也回來了。

這是壞事，還是好事？

農民工回來了，還是這片天空，還是這片土地。不少人的地轉讓給別人種了，或撂荒了。現在幹什麽，日子怎麽過？

多年前，我到洛水上遊採訪，看到許多「空殼村」，看到公路兩側的墻上刷著大標語「外出打工如考研，既學本領又賺錢」。那是當地政府部門刷出的標語。

曾經面對「空殼村」，村幹部感到無可奈何。現在村民們回來了，黨支部能怎樣？村支兩委能帶領村民重建家園嗎？

今年，我五次去到貴州省安順市一個叫塘約的村莊，這裡前年還是個「榜上有名」的貧困村。我走進他們新建的村委會小樓，看到最醒目的四個紅色大字就是：窮則思變。

他們確實在變。他們把改革開放初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來，全村抱團發展，走集體化的道路，變化和成效皆驚人。我在這裡看到了百姓的命運、國家的前途、黨的作用、人民的力量。

（二） 在一貧如洗的廢墟上

塘約村轄十個自然村，三千三百多人口，勞動力一千四百多人，外出打工最多時達到一千一百多人，青壯年幾乎全走了。這是個典型的「空殼村」。

白紙廠寨是村裡最低窪的一個寨子，洪水半夜來了，村裡多是婦女和老幼病殘，寨前的村路被水淹得不見了，二牛從無路的半山踩過去到了寨子，就聽見大人的喊聲、小孩的哭聲。天已微亮，水從後山湧進寨子，從寨子人家的前門裡湧出來，村民在慌亂中喊叫著往屋外搬東西。

「別搬了，快往山上撤！」他大聲喊道。

幾乎沒人聽他的。

他進了一戶姓邱的人家，這家夫妻都是智障，還有個小孩。夫妻倆站在水裡發楞。

他說：「走啊！」

男的說：「外面下雨！」

他喝道：「屋子會倒啊！」他不聽他們說什麽了，硬把他們一家拽了出來。

這時他發現村主任彭遠科也到了這裡，還有兩個村委委員也在疏散群眾，他們把殘疾婦女的一家人弄出來了。

瓢潑大雨還在下。滔滔洪水把衣服、鞋子、竈具、家具、電視機都從前門沖出來了。快六點時，水更大了，有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全身浸在水裡從屋裡出來，人們說他是「游泳出來的」。老人從水裡被拉上來，攙扶上山。這時二牛看到，還有一些不是這個寨子的群眾也來幫助搶險。

天亮了，部分房屋倒了。現在能清楚地看到寨子前方的土地不見了，一片汪洋般的混濁水面上漂浮著小寨人家的衣物和用具……這是塘約地勢最低的一個村，塘約還有九個村在暴雨中，九個村都有危房。

二牛姓左，大名文學，這年四十三歲，是村黨支部書記。這一天是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塘約村遭遇百年未見的大洪水。田也毀了，路也毀了。左文學在暴雨中望著被洪水洗劫的家園，灌滿他腦子的一個巨大問題就是：怎麽辦？現在怎麽辦？

受災的不僅是塘約村。安順市位於貴州省中西部，地處長江水系烏江流域和珠江水系北盤江流域的分水嶺地帶，有兩區一縣，還有三個少數民族自治縣。這場暴雨，使這片土地受災很廣。

六月五日，安順市市委書記周建琨等人踩著泥濘，來到受災最重的白紙廠寨，看到幾個人正在幫一對殘疾夫妻修房子，一問，這幾個人都是村幹部，是義務幫忙。

「村書記呢？」周建琨問。

「也在幫人修房。」有人馬上去叫左文學。

幾個婦女圍住周建琨哭訴：「啥都沒了，糧也泡水了……幫幫我們吧！」

周建琨問：「怎麽幫？」

「先幫我們修路！」

男人們出去打工了，女人是村裡種田的主力，路沒了，她們下地幹啥都難。周建琨後來告訴我，他當時忽然很感動，她們不是要糧要錢，而是說修路。

周建琨正在跟幾個婦女說話，村支書左文學來了，渾身沾著泥漿，兩眼通紅，像一匹狼。

左文學回顧，那天周書記看望了家家都在修房的村民，然後就在受災現場跟他談話。

周書記說：「你這個村子有前途！」

左文學楞著，心想什麽都沒了，前途在哪兒？

周書記說：「我看你這個班子很強。這麽大的水，人住得這麽散，沒死一個人。你們幹部了不起！」

左文學還是楞著。

「你為什麽不成立合作社？」周書記又說，「你這裡百姓也很不錯，黨支部可以把人組織起來呀！」

左文學說村裡大都是婦女、兒童和老人。

「不管怎麽講，你要記住，」周書記說，「政府永遠是幫，不是包。黨支部也一樣，要依靠人民群眾。」

左文學告訴我，就在這天，他記住了周書記說的「要靠群眾的內生動力」這句話。周書記說：「婦女講先修路，好，政府出水泥出材料費，你們出工出力幹起來，行不行？」

左文學說：「行。」

周書記接著說：「要致富，你要有思路，有魄力，要敢於踩出一條新路來！你想想怎麽幹，我下次來，你給我講。」

左文學告訴我：「那天，周書記走後，我哭了。我一個人，躲起來哭得忍不住。」

我感到他的哭裡有內容，大約有很多辛酸的往事湧上來吧，於是就問他為什麽哭。他說：「我看到了前途。」左文學告訴我，之前，村裡人靠傳統農業勉強度日，這場大水把很多農戶沖得一貧如洗。是窮到底、困難到底了，大家才重新走上這條全村抱團發展的集體化道路。

（三） 左二牛的奮鬥史

左文學這天躺進了一個橢圓形的大木桶，桶裡熱水齊腰深，他泡在桶裡想往事想前途。

左文學做過文學夢，可是，讀完高中回鄉，父親說，種地吧！家有九畝地，種糧，有飯吃，沒錢。年底結婚了，要養家，他必須出去打工。這是一九九一年初春。他這時的夢想，是賺了錢回來到縣城開個大超市。

少年時的朋友大多對他那個文縐縐的名字不感興趣，叫他二牛。二牛有種幹什麽非幹成不可的勁兒，同學都喜歡跟他玩。現在他是跟人出去的，到北京海澱區蘇家坨搞房屋裝修。

「做電工，現學的。」他讀過物理，很快學會做電工，但漸漸感到「這不是一條路」。

打工半年多，他帶回一千多塊錢。

當然也帶回來見識。他注意到北京郊區的大棚菜，他想，要是我們那裡有大棚，也能在冬天種蔬菜，還能養羊、養豬、養雞……回到家鄉想搞大棚，沒資金。他決定種藥材，到信用社貸款五百元，去四川眉山引進黨參、桔梗、獨角蓮……回來，播種，搞了兩個月，失敗了。

決心養豬。最多時養了六十頭豬，那時他家前後左右都是豬圈。他還到信用社貸款購置了碾米機、磨粉機、壓面機，在家裡搞了個糧食加工廠。給村民加工米，對方把糠給他。加工小麥，做成麵條，加工費就是糠和麥麩。他逐漸存下了六七萬元，被寨子裡的人認為是個能人。

養豬前五年是賺錢的，第六年養得最多，一下就虧了。他說：「改革放開了農民手腳，確實沒人捆住我的手腳，我可以放手去幹了。但是，我深深體會到了，單打獨鬥很難抵禦市場風險。」

不甘心，決定養牛，養了三十頭母牛、六頭公牛。在整個平壩縣（後來改成平壩區）都很出名：「那個養牛的叫左二牛。」

他越來越明白，養豬養牛，都得用頭腦養。他發現一群牛中必有一個頭牛，眾牛都會圍繞著它。於是給它脖子上繫鈴鐺，別的牛四處吃草時不會走出牛耳聽不到鈴鐺的範圍。他感覺這個範圍至少有五十米。他開始夢想搞一個大的養牛場。

養牛得去放牛，他每天帶兩樣東西：雨具和書。他記得初中語文老師彭萬師曾對同學們說，你們一生中一定要看看《古文觀止》。現在有時間了，他就買來讀，讀得津津有味。

二〇〇〇年換屆，左文學被村裡人選為村主任。樂平鎮大屯片區總支書朱玉昌來村裡找他談話。他說我在養牛，脫不開身。父親聽說後表示，他說了不算，等晚上開個家庭會。

當晚，父親主持家庭會，問兒媳婦：「這個村主任，你同意不同意他幹？」

兒媳說：「他想做的事就做吧，我從來都沒攔著他。」

父親說：「村幹部要付出的，沒有你支持，他幹不下去。」

兒媳問：「咋支持？」

父親說：「你就支持他兩點：一是他有事，隨時要走的，你不能拖後腿；二是有人來找，端椅倒茶要及時，找你吵架，你也必須先倒茶。」

兒媳說可以。

父親再問二牛什麽態度。二牛說牛還在。父親說：「沒必要老想著掙錢。蓋多大的房，你只有一張床。你消化再好，一天也是三餐飯。」二牛說：「現實中，沒錢也挺難的。」父親說：「能生活就行了，到我這個年齡，給我錢也沒用。」

父親又說：「村幹部就像一棟房子要有幾根柱子，沒幾根靠得住的柱子，一個村莊撐不起來。你有機會給大家做點兒事，是福氣啊！」

左文學的父親叫左俊榆，當了三十八年的村支書。

第四天，二牛把牛全部賣了，開始當村主任。這年他入了黨，二〇〇二年底任村黨支書。

塘約村有條河叫塘耀河，河上有座橋，近三十米長，橋面只有一米寬。小孩上學，四個寨子的村民進出都靠此橋。橋面臨水很低，雨下大點兒，一漲水就把橋淹了，人就過不去了。生產隊散夥後，村裡只見個人不見集體，這座橋聽憑水淹水落，幾十年無可奈何。二牛決心修建一座高大的橋。找上級支持，縣裡給了六萬元，只修了三個橋墩，錢用完了。

橋面沒錢做，只好伐木用木板搭起臨時的橋面。又去找了三個煤廠的老板化緣，又發動村民捐錢、出工出力，總算把橋建起來了。左文學想，一定要讓後代記住這些拿自己的錢做公益事業的人，於是在橋頭立了一塊「功德碑」，碑上刻著一副對聯：眾手繪出千秋業，一橋溝通萬民心。

當地有煤炭資源，左文學曾想給村裡辦個煤廠，還想給村裡辦個木材加工廠，可是沒有啟動資金，也怕辦砸了，不好給全村人交差。直到今天，周書記問他為什麽不成立合作社，黨支部可以把人組織起來呀！這話比洪水之夜的電閃雷鳴更讓他震撼。

左文學在浴桶裡泡了一個多小時，感到有重大的事要發生了。他爬出來，開始用手機通知「村支兩委」全體成員：今晚開會。

一個政府，若無資產就無法管理社會。村是一個小社會，怎麽能沒有集體資產？村是中國最基層、幅員最廣的地方，缺集體經濟，村就渙散了，社會就會缺乏堅實的基礎。左文學意識到，眼下最重要的事不在修橋或辦廠，而是要把村民重新組織起來，靠集體的力量抱團發展。

未完待續…

（轉載自《人民文學》201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