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詮釋，雖不免或多或少的參揉著認識主體的價值判斷，但並不具有任意性，必須以事實作為前提，否則，你的主觀意志必然要走到歷史的對立面，從而否定了自己。過去20多年來，從李登輝到蔡英文，台灣當局為了實現所謂「台灣主體性」的價值建構，如火如荼地執行「去中國化」政策，美其名是「本土化」，實際上是台灣的「再殖民化」，這是對「主體性」的自我否定。原因很簡單，剷除了根植於台灣歷史與文化中的「中國基因」，排斥了結構於台灣社會現狀與未來發展路徑的「中國因素」，所謂「本土化」所剩下的就只能是日本殖民符號的崇拜，弔詭的用殖民主義者的形象來裝扮自己。最近，屏東牡丹鄉高士部落復建日本神社所引發的爭議，正是一個值得我們反思的案例。
爭議導源於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日前在臉書上發文質疑日本祭師佐藤健一在2015年捐贈給牡丹鄉高士部落的日本神社復刻版，指責「這個日本神社原址，是牡丹社事件中日本人殘殺原住民的場所，民進黨人不是重建阿祿古酋長的英勇事蹟，而是重建日本神社對日本人歌功頌德，實在非常不可思議。」蔡正元的言論引起高士部落的反彈，村長李德福代表部落在臉書上發表聲明並要求蔡正元道歉。他強調，高士神社是由日本民間募資興建，並非民進黨重建，「是部落與日本民間友人對於糾葛歷史的釋懷，是化解紛爭、建立友好的象徵」。
高士部落的發言引起藍綠群眾的兩極評價。支持者認為，高士部落作為牡丹社事件受害者的後裔，人家願意「和解」，干你漢人底事？蔡正元的發言正是國民黨「親中仇日」意識形態的表現，只有擺脫黨國中心的政治論述，才能看見真正的台灣歷史；反對者認為，歷史可以諒解，但不能遺忘，沒有經過認錯、道歉、賠償的和解，這不是轉型正義。原住民族詩人莫那能也以排灣族人的身份表示：「即便日本人想要跟台灣的原住民來表示和解，也應該要對殖民統治台灣50年的許多歷史事實進行道歉，包括強占原住民土地、強徵高砂義勇隊、強徵慰安婦等等。要有很嚴正的道歉，否則這次高士部落的復建神社事件就會變成一種媚日行為，對原住民族以及英勇抗暴的祖先都是一個莫大的恥辱。」
兩造的爭議各執其理，各言爾志，在這個多元敘事、相對價值主義高唱入雲的年代，或許誰也說服不了誰。但是，在這裡我們要嚴肅地指出，發生於1874年的牡丹社「日本征台」事件，絕非單純導源於八瑤灣琉球漂民被殺的偶發事件，也不僅僅是日本殖民主義者與原住民族之間的歷史恩怨。「牡丹社事件」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第一次向外國發動戰爭，既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戰爭積累道路的伊始，也是日本擴張帝國版圖，併吞琉球和台灣的南進之路的開端，更是日後提出《征劃清國策》（1887年），籌謀侵略朝鮮和中國的起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有關牡丹社事件的歷史解釋，在台灣的漢人、海峽兩岸的全體中國人，乃至於全亞洲受日本軍國主義侵害的所有民族都是歷史的當事人，都不應該因為「身份」而被剝奪了話語權。
更重要的是，「牡丹社事件」是美國是在亞洲扶持代理人，利用日本來平衡中國、英國和俄國在東亞的勢力範圍的精心擘劃。這是美國亞太戰略的第一次體現，貫穿著一個半世紀以來美國的東亞政策的核心。掌握這一段歷史，對於我們理解當前美國為了推行以美日軍事同盟為核心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不惜縱容日本顛覆戰後和平憲法，再度走向軍事大國化的不歸之路，具有深刻的意義。
美國對台灣戰略地位的覬覦，並非從二戰後開始。早在19世紀中葉，時任駐華代辦的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在出發履新前就向國務卿麻西建議「美國可佔領台灣」。1867年3月，美籍商船在台灣東部外海觸礁沉沒，船長懷特夫婦及生還者誤闖恆春排灣族領地被殺害，引起了「羅發號事件」。時任美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Legender）赴台與原住民交涉，並派軍艦攻打排灣族部落，最終無功而返。遂於是年9月，自行與排灣族領袖卓杞篤交涉，簽定南岬「親善盟約」。事後，李先得據此提出「番地無主論」並出版《台灣番地所屬論》，質疑清廷對台灣之主權。
當時，美國南北戰爭剛剛結束，製造業興起，雖竭力推行海外擴張政策，但礙於中國市場已經被歐洲列強瓜分，其戰後國力又暫時不足與西方列強爭食，加上，美國在1898年通過美西戰爭取得菲律賓作為殖民地之前，在亞洲地區也沒有一個像樣的基地。因此美國決定積極培植日本作為亞洲代理人，一方面引導日本仿造西方工業化，一方面讓日本出頭對抗英、俄、德、法等列強，好坐收漁翁之利。有鑑於此，李先得利用1871年琉球漁民因船難漂流到牡丹社遭原住民殺害為契機，於隔年10月在美國駐日公使德朗的引薦下，向日本外務省大臣副島種臣出謀劃策，指稱「中國政教不及番地，日本可用以保護國民作為出兵台灣的藉口」並提供台灣的地圖、照片、水文等資料。此後，李仙得受聘為日本外交顧問，不但為日本擬定外交策略以蒙蔽國際視聽，還幫助日本雇用外籍軍人、承租船艦、購買軍火。在李先得的精心策劃下，兩年後，日本政府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兵3600人，在美軍艦「蒙那肯」號的支援下攻打南台灣牡丹社部落，史稱「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的後果，不但迫使清朝政府在《中日北京專約》承認日本出兵是為了保護自己子民的「義舉」，也就是變相地承認日本對琉球的宗主權，導致日後琉球「廢藩置縣」被日本正式併吞，啓發了日本擴張帝國版圖，染指台灣、朝鮮以及侵略中國的野心；50萬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也讓日本食髓知味，從此義無反顧的走向戰爭積累的道路。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併吞朝鮮到侵略東北…，百年來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路徑，一直沒有超脫美國人李先得在1873年獻給副島種臣的《備忘錄》，所謂「東亞文明半月灣」的範疇，而這個概念正是日後日本主張「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源頭。
我們認識歷史，是為了解釋現在，把握未來。日本侵略中國、殖民台灣、征戰東亞是國家行為，是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乃至於整個東亞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沒有國家的道歉與認錯，任何來自民間的善意都是枉然，誰也不能保證它日後不會重蹈覆轍。或許，從部落的角度來說，不管是八瑤灣事件或是牡丹社事件，都是原住民族為了捍衛傳統生活領域的單純的防衛行動，但如果我們能夠從更大的歷史視野來看，牡丹社事件的發生決非偶然，它是開啓百年來美國東亞戰略和日本戰爭擴張政策的祭儀，是以原住民先人的靄靄白骨作為犧牲。這不是哪個一家一姓，一個部落，或是個別原住民族的事，遺忘歷史的民族沒有未來，這種廉價的「和解」，高士部落要答應，有歷史意識和民族正氣的臺灣人，乃至於全中國13億中華兒女也不會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