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520蔡英文就任演說宣告要實現「分配正義」以來，多年來在街頭政治中鮮少出現的中等收入群體，紛紛走上凱達格蘭大道。9日3日，繼華航罷工、國道收費員抗爭之後，「監督年金改革聯盟」也號召軍公教人員與國營事業勞工上街。軍公教人員向來是國家機器重要的組成部份，執行的是維護社會再生產以及意識形態再生產的職能。在現行體制下，他們毫無疑問的是西方代議民主的擁護者，只要執政當局不違反程序正義和法律國家原則，他們的政治態度將會是「永遠的執政黨」。15萬退休公務人員上街頭，不僅是台灣社會運動史上的第一次，也揭示了國家機器鬆脫崩落的兆頭，理論上任何的執政者都應該會心生警惕。但相對於撒錢擺平華航與國道收費人員的急急忙忙，對於簇擁在凱道上高喊「反污名、要尊嚴」的軍公教退休人員，新政府倒顯得是老神在在，一步也不肯退讓。

長期以來，數十萬軍公教人員和國營事業勞工，向來被民進黨人視為是國民黨的政治附庸，是黨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以「解構黨國體制」起家的民進黨，非但從來就不把他們當做「自己人」，甚至將之視為「前朝遺老」，欲去之而後快。再加上他們自己保守本分、追求秩序「一湧而上、一哄而散，時間到了就回家吃晚飯」的政治性格，就連當年如潮水般湧上街頭的百萬紅杉軍，挾著「反貪腐」的社會正當性，尚且不能撼動陳水扁當局的意志，而今區區十多萬之數，而且背負著「肥貓」的罵名，當然不被以意識形態治國、精明於選票算計的蔡英文看在眼底。與國民黨執念於「全民政黨」的迷思不同，民進黨向來清楚它的選票在哪裡。

另一個讓民進黨政府顯得底氣十足的理由，來自於制度設計的缺陷，只要宣告退撫基金面臨「破產危機」，通過「世代正義」和「分配正義」的民粹召喚，就可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最終達到卸除政府責任的目的。一般而言，各國勞退基金的財源不外乎來自於之於雇主提供職業退休金、政府提撥公共退休金和勞工自行儲蓄提撥等三個渠道。雇主提供的退休基金依責任及提撥型態又分為「確定給付制」和「確定提撥制」。台灣現行的軍公教退撫基金，採用的是「確定給付制」，而勞工退休金則採用「確定提撥制」。所謂「確定給付制」，係指雇主（在這裡是政府）承諾員工（軍工教從業人員）於退休時，按約定退休辦法支付定額之退休金或月退俸，其數額與薪資水平及服務年資有關，與雇主與員工提撥之基金多寡無必然之關係；所謂「確定提撥制」係指雇主或員工依退休辦法每年（月）提撥一定數額之退休基金進入個人帳戶，並交付信託人保管運用，於員工退休時將共同提撥之資金和運用孳息給付給退休之員工。

前者的好處是著重於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可減少老年生活的貧富差距，受通貨膨脹影響較小。其缺點在於，一旦退休基金出現財政缺口，則由現職人員所提撥的基金來補充，而現職人員的退休金缺口則推由下一代來負責。如此一來，以目前台灣人口老化問題嚴重，撫養比例逐漸提高的情況，勞動者的負擔將會愈來愈沈重；後者的優點是，勞工可以攜帶個人帳戶轉移雇主，不必擔心因公司關閉或離職而領不到退休金，並可自行監督雇主有無按期提存退休準備金。惟其缺點在於退休準備金是逐期提撥，易受通貨膨脹影響，並且要自行承擔基金操作之損失，勞工所領之退休金可能無法因應老年生活之所需。

目前，台灣當局面臨的財政困局相當嚴峻，高達24.6兆台幣的政府公債和隱藏性負務，是台灣2014年GDP總額的1.5倍，而攸關民生福祉的勞保、公保、退休給付和國民年金都瀕臨財政崩潰邊緣。以銓敘部於2013年公布的資料為例，軍公教退撫基金開始出現「失衡」年度分別為2011年（軍）、2020年（公）及2018年（教），可能「用盡」的年度也分別為2019年（軍）、2031年（公）及2027年（教）。而根據勞動部日前在「年金改革委員會」公布的數據也顯示，退役軍人平均有4.9萬元的月退休俸、公務人員5.6萬元、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6.8萬元，而勞工之勞保加上勞退，月退休金領2.4萬至2.6萬元。上述的數據的公佈，為新政府大幅度刪減軍公教人員月退俸的所得替代率提供口實，並企圖將保費負擔比率從現行的「6.5（政府）：3.5（軍公教）」朝著「6：4」甚至「5：5」的方向修正。民進黨以為，只要加大宣傳軍公教與勞工在退休給付存在著巨大差距，並強調正因為上一代「繳得少、領得多」才導致下一代「繳得多、領的少」，甚至面臨領不到退休金的困境，就能夠轉移台灣人民對分配不公和財稅失衡的信賴危機。

問題是，當前台灣當局所面對的財政困局並非來自於社會保障體系的負擔過重，而是來自於所得分配不公與租稅負擔率過低。根據法蘭克福大學針對23個OECD會員國的實證研究顯示，一個國家人民收入的增長與政府規模成正比，政府支出多一塊錢，往往可以讓人民收入增加不只一塊。這是為什麼這些已開發國家政府總支出佔GDP比重，均在30％以上的原因。反觀台灣，20年來歷任政府的財政政策非但在一次分配上放任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成果全數為資本家所佔有，還在二次分配領域不斷地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和財產交易所得稅，導致台灣成為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中最小、最窮的政府。以一次分配為例，台灣的勞動生產力指數從1995年59上升到2015年的113.86（以2005年為基數100），但同一時期台灣的勞動報酬率卻從的55%下滑到48%（美國是70%，其他國家也在60%上下）。廣大的受薪勞動者的工資不升反降，而台灣企業實際所繳的稅賦僅佔當年GDP的2.6％。

同樣的，20年多來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從1990年的20％下降到目前的12.6%左右，遠低於大陸的17.9％、南韓的25.5％和日本的27.5％，而政府支出佔GDP的比率更下滑到17.9％，對教育、社會福利和基礎建設產生預算排擠的效應。更嚴重的是，台灣目前在海外投資的資產有1兆多美元，全世界排行第四，更有將近200萬高所得、高消費的青壯人口在中國大陸從事經濟活動，但因為反服貿運動和蔡英文拒絕承認「九二共識」的影響，導致兩會協商機制中斷，「兩岸租稅協定」簽署無期，台灣當局從他們的身上課不到一分一毫的稅收。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礎，而一個政府的貨幣和財稅手段更是實現國民收入和分配統一的不二法門。政府的財稅收入越大，其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的手段就越多，從全局平衡社會總體利益格局，進而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能力就越強。想要解決當前的財政困難，應該從調整分配、改革稅制、開渠引水入手，而不是堵死下水道，在軍公教退休人員的荷包上猛刮地溝油，否則贏了選舉，輸了「國家」，淹死在髒水裡的，絕不會只是民進黨當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