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裕榮(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會長)
近日兩位台北市議員在六張犁白色恐怖受難人棄葬區召開記者會,並在市議會質詢時要求台北市政府將此區域規劃為「市定古蹟」,由市府提供維護修繕費用。根據平面媒體的報導,柯文哲市長在市議會備詢時回應稱將要求民政局、文化局組專案小組,並專案編列預算處理。
事實上,六張犂棄葬區自1993年5月27日被苗栗銅鑼人曾梅蘭為了尋找因「中共省工委苗栗地區銅鑼支部案」遭槍決的哥哥徐慶蘭遺體而被發現的二十二年間,包含對三個棄葬區現場的尋找、挖掘與清理工作,也包括對長眠於此的206位犧牲者姓名、槍決日期、案情的整理,甚至是聯繫台灣家屬或安排大陸家屬來台的弔祭與遷葬事宜,都是透過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老同學們(坐牢出獄的政治受難人)及其親屬合力完成。這二十多年來,雖然也有台灣的政府部門或多或少的對棄葬區投入一些資源,譬如2002年馬英九市長任內在棄葬區外圍的畸零地設立紀念牆,或是曾編列預算請人除草、撿垃圾等工作,三個棄葬區目前所面臨的岌岌可危的狀況,實際上是來自台灣社會集體漠視這段白色恐怖歷史的結果。
我們認為,僅僅以「市定古蹟」來看待六張犁白色恐怖犧牲者棄葬區的歷史意義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這206個犧牲者的故事能告訴我們什麼?譬如把二二八事件透過版畫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以控訴國民黨腐敗統治的四川人黃榮燦也埋骨於此。事實上,據不完全統計,206座墓碑的數量不到19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的二十分之一,這其中既有本省的閩南、客家菁英,也有原住民族與中國大陸各省的知識青年。面對白色恐怖犧牲者中也包括許多外省人的事實,台灣社會是不是已經做好擺脫「台灣人的悲哀」這個緊箍咒的準備,把國民黨政權當年的軍事獨裁統治放到全中國內戰的視野中來理解?這是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全體白色恐怖受難人及其家屬所深感擔憂的問題。
面對六張犁棄葬區,如果我們不是抱著還原歷史真相的願望與勇氣,而是僅僅作為台灣政黨政治惡鬥的消費對象,所謂「市定古蹟」也不過是在過去的「紀念公園」上再添一筆市府「政績」,與棄葬區中春天的荒煙蔓草、夏天的泥流成河、秋冬的枯乾蕭索,以及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群體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