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照田（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岳敏君，《無題》。

而也正是有感於國家、知識分子有關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問題的這種認知、思考狀況，我在2005年初才特別提出：要想真的深進——“中國經濟奇跡背後人們心靈與精神不安苦惱”現象背後社會與個人精神生活實際，至少要追問如下兩個問題：一是“為甚麼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幾千年義利之辨傳統，近幾十年（毛澤東時代）更有高揚理想與信仰傳統的社會，在短短十幾年之內至少在語言層面上已變成了一個以實利為一切衡准的社會？這一過程是如何一步一步發生的？其歷史與觀念機制是甚麼？”二是“使得新興宗教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及全國的社會生活土壤和精神生活土壤是甚麼？因為至少就我多例調查瞭解，許多新興宗教的信者恰恰對精神生活價值問題極為敏感與珍視。”

就是，我當時所以強調要對這些問題進行追問，是因為，對這些問題的追問會將我們真的帶入相關歷史和現實中去，我們才可能建立起既平衡、展開，又不喪失複雜性的——關於“中國經濟奇跡背後人們的心靈與精神卻不安苦惱這一大問題”的基本結構性感覺與理解，我們才可能真的發現當代中國精神倫理問題的歷史-社會-觀念機理。因為顯然：“從語言和眾多行為表現看，這一社會好像已完全變成了一個唯利是尚的社會，但從一些新興宗教所以在短時間傳及全國論，這社會實有精神、身心要求被安置的相當土壤”，“而這看似矛盾的兩面實又有著彼此間的相輔相成——就是這些新興宗教在現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以此語言狀態所表徵的一般社會、文化、觀念狀況，實缺少他們所需要的、能幫助他們在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歷史條件下重新思考與安排精神生活與價值疑惑的真正資源”。

而一旦看到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問題現象背後的這一複雜性，我們當然也就清楚，“顯然不是當下無有要求精神安置、精神關切的土壤，而毋寧是人文知識分子提供的人文觀念、人文分析缺乏和社會要求精神安置、精神關切土壤有效互動的能力”。我們當然也就會清楚地看到，文革後中國大陸國家和知識分子過快給出的諸種關於中國大陸當代精神、倫理問題的理解，不僅會阻礙我們去追究、分析之所以造成今天這樣一種精神、倫理局面的實際歷史-觀念過程，從而使我們不能真正觸碰到之所以導致全社會陷入今天這樣一種精神、身心困頓局面的深層歷史-社會-觀念結構性缺失所在，從而也就不能為今天人們精神、倫理狀況的改善提供切實有力的幫助；而且當代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對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問題實際隔膜卻自以為得計的狀態，也使當代中國大陸的人文思考，不可能在當代中國大陸這塊本急需有效人文思考幫助的飢渴土地上真正生根。

也就是，能不能對當代中國大陸道德、精神狀況問題有深入的理解與掌握，乃是決定當代中國大陸人文學術能不能深切扎根當代中國大陸這塊土壤的決定性試金石。並且，能不能在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身心問題上有實質性認知突破？不僅涉及當代中國大陸“人文知識分子們”的“人文”工作能不能真正成為“當代中國人文”的問題，還涉及到當代中國大陸“人文知識分子們”能不能在政治-經濟視角理解當代中國大陸過重、過大的情況下，把人文理解當代中國大陸的視角真正建立起來的問題。

而在強調細究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課題對當代中國大陸人文研究的核心重要性後，同時強調這一課題對整個當代中國大陸把握、實踐的根本重要性，其原因也是我在2005年初便清晰表達的：

我（所以）強調細緻考察當代身心焦慮與不安形成的歷史過程，和使它所由之產生的社會生活、社會文化、社會制度、觀念語言機制，一方面固是因為非此不能準確、細緻理解、把握當代身心問題的實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非此不能理解當代身心問題所以形成的歷史、社會、語言條件。因此，對中國當代精神危機的理解把握，稍作翻轉，便可以從身心感覺角度對當代社會、制度、文化、歷史、語言觀念狀況作出由它出發的分析、評價，乃至批判、檢討，並可進一步在此分析、評價的基礎上，對社會、制度、教育、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給出由人文出發的要求和規劃來。顯然，強調對身心感覺變化的歷史－觀念分析，是一種試圖把我們的身心遭遇和社會、歷史、語言、文化、教育遭遇連起來思考的努力。這一努力要求以內在於歷史和現實中去認知、把握的方式確立不能被社會價值化約的人文價值，而此在社會價值一維之外確立起的人文價值本身由於被內在於此歷史被認識和分析，又可為從此人文角度出發審視、批判社會提供新的認知出發點、批判著力點。就此層面言，此一人文工作方式的確立，不僅不會削弱社會批判，而且反會因人文敏感的介入，確立出更多的社會、文化、教育、制度的分析、批判角度，從而既增加著社會批判的廣度，又加大著社會批判對重要問題的真實含括能力。

而這也正是我所以出發來檢討當代中國人文問題的動力所在。因為不建立人文視角，就無法有力要求人們正視，主要以社會價值（特別是過以經濟價值）為軸心的當代中國實踐帶給人身心的諸般後果，就無法具體指明此種缺乏明確有效人文價值視角的改革，到底造成了人們精神、身心哪些傷害。而只有以這兩個前提為基礎，我們才能希望中國未來的變革真把人文關切和社會關切統一起來，即使確實在一迫切時段中，一時不能將兩方面出發的要求統一起來，人們也要盡力找到傷害最小的選擇，同時心中保留此問題，以待能最終解決此衝突的智慧的產生。

四、

而正是關於中國大陸當代精神倫理問題的如上思考，使我知道：中國人要使自己創造的歷史真的使此歷史中人的身心少受傷害，中國大陸便必須盡快翻過“過分以社會價值（特別是經濟價值）為軸心”的歷史一頁。但我也深知道，“這一頁能否真正翻過，實有賴於中國當代人文知識思想能否真正成功地”建立起——真正從根植當代中國大陸這塊土地、這段歷史的那些生命所感所受，所痛楚，所歡欣出發的——當代中國大陸理解視角。也就是，只有當真正從具體身心、生命出發的中國理解被切實、充分、有力地建立起來，我所盼望期待的中國人身心安實、生命發舒的時代，才可能在中國大陸重新降臨！

而要做到這些的前提，是我們必需把如下問題當成當代知識分子要真正理解、把握當代中國大陸不能回避的基本問題，就是：我們必需象追問中國經濟奇跡問題一樣，認真追問——在新時期推動者所設想的重要歷史目標中，為甚麼有關精神文明的目標不僅未能如物質文明目標有理想的發展，反在大陸近三十多年的歷史展開中不斷受傷、淪落？我們必需明白：這一追問和追問中國經濟奇跡問題一樣，不僅為深刻認識當代中國大陸歷史和現實所不可或缺，為當代中國大陸時代、歷史、歷史中人要真正走穩走好所不可或缺，而且為中國大陸要更有力有效地迎向我們期待於中國的未來所不可或缺！（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