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出的華工領袖:王希天
■ 陳鐵健
王希天在世只有二十七歲零一天,生命短促,卻光輝奪目。他生前鑄就兩大歷史功績,一是參與領導1918年的「拒約運動」,成為五四運動的先驅人物;二是創建「中華民國僑日勞動同胞共濟會」,成為傑出的華工領袖,並為此獻出寶貴的生命。
「拒約運動」發起者、組織者
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日本妄圖乘機取代帝俄在中國北滿地區的統治,進而侵佔俄國西伯利亞地區。1918年2月,中日政府開始秘密談判共同防敵軍事問題。同年5月,相繼簽訂中日陸軍、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9月6日,雙方簽署《關於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實施上必要之詳細規定》。
上述軍事協定,統稱《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或稱《中日軍事密約》。其要點是,日本在中日兩軍「合作」名義下,取得在中國駐兵、日軍自由出入中國東北和蒙古的特權,控制中國東北的鐵路交通運輸、電信,設立諜報機關,掌握中國軍事地圖和情報,獲得對中國陸海軍指揮權。日軍七、八萬人,隨即開進東北。
中國留日學生獲悉這一賣國協定談判資訊,即在王希天(當時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就讀)等人宣導下,於1918年4月下旬開始共謀拒約對策。5月4日、5日,決議組建「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救國團」,委託好友周恩來等擬定《中華民國救國團組織方法》,決定罷學回國,聯合國內學生共同拒約。
5月12日,王希天、阮湘、李達等作為先發隊員抵達天津,14日與天津《益世報》聯絡並到各校演講,激發同學愛國熱情。15日,王希天、阮湘、李達到達北京,走訪《中華新報》、《晨鐘報》、《北京日報》、《群強報》,各報均願作留日學生愛國行動的後援。16日、20日,王希天、阮湘、王兆榮、劉滌歐等兩次面見教育總長傅增湘,陳述罷學回國拒約救國主張。又在《民國日報》發表《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救國團宣言書》,申明「我等一致對外」,「懲日人之妄,大華夏之威」。
5月20日前,北京大學學生許德珩、鄧中夏到湖南會館會晤王希天等,共同策劃京、津、滬拒約運動。20日晚,北京大學二千餘名學生在校內召開救亡大會,王希天、阮湘等參加大會。決定次日遊行到新華門請願,要求總統馮國璋拒簽《中日軍事密約》,並將密約公之於眾。
5月21日,留日學生救國團王希天一行與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專門學校、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共二千餘人齊聚新華門前,派出十三名代表在懷仁堂面見馮國璋。馮以圓滑手段,推諉拒絕學生要求。各校學生隨即回校復課。5月26日,王希天等在留日學生總監江庸舉行的茶會上,強烈要求政府公佈密約內容。又上書馮國璋,要求政府「借民氣為外交後援」,「共同報國」。
6月7日,國務總理段祺瑞接見留日學生,仍舊拒絕公佈中日密約。在員警嚴密監視下,留日學生在北京失去自由,被迫移往天津。王希天於6月25日離京前,發佈通函,呼籲「聯合各界,警醒同胞,一致對外」。以北京為中心的拒約運動就此結束。
王希天到天津後,繼續宣傳拒約,設立「國貨販賣部」,銷售國貨,抵制日貨。8月,王希天到哈爾濱會晤東華中學負責人鄧潔民,並在該校演講,介紹拒約運動情況。10月,北京大學許德珩等發起成立國民雜誌社,王希天等留日學生為之捐款,提供發行經費,並成為該社社員。不久,又東渡日本,繼續學業。
拒約運動雖未成功,卻為逾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播下火種,成為五四運動的預演和先導。
僑日華工領袖
1918年秋冬之際,王希天再次赴日回到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復學,校方蓄意刁難,不准參加升等考試。1919年,王希天轉赴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改學文科(德文、法律)。1920年因病輟學,一年後擬復學,因警方干預,被勒令退學。
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浙江溫州地區山民大量赴日充當參戰國日本戰時後勤勞力,多達六、七千人。他們深受日本資本家剝削,工頭及員警辱駡毆打,又受日本人歧視,生活困窘,形同乞丐。一些工人染有賭博、酗酒、鬥毆等不良習慣。
留日青年會於1922年6月6日在箱根口開學生代表會議,王希天與好友王兆澄提議關注華工問題。7月下旬,青年會在大原海岸夏令會上,王希天又與會眾討論此事,準備解決華工困境,謀華工福利。8月,日本政府發佈驅逐華工令,形勢急迫。王希天、王兆澄多方奔走,聯合留日學生總會、青年會、聖公會等團體,並得到日本友人幫助,到華工聚住地東京大島町考察實況。王希天前往日本警視廳、中國駐日使館及留日各團體,商辦華工組織。9月21日,「中華民國僑日勞動同胞共濟會」在東京大島町舉行成立大會。公推20名委員,王希天為委員長(後改會長制,王任會長)。共濟會以增進會員利益,互相扶助為目的,救難解困為宗旨。在名古屋、大阪、京都、橫濱四地設共濟會支部,會員迅速增至5千人。王希天深感責任重大,於1922年12月1日發表公開信,辭去留日青年會德育幹事職務,專門服務華工共濟會。
鑒於華工生活居住條件惡劣,疾病滋生,共濟會設立醫療部和藥局。王希天委託好友孫宗翹醫生帶領留日學生孫卓等人,全面檢查華工健康狀況,實行巡迴醫療,每次僅收費3角,深受華工歡迎。
華工文化程度低,不通日語,備受日本人歧視。共濟會設立教育部,組織留日學生20餘人任教。在大島町創辦華工夜校,每晚上課,講授日語和文化知識,使華工受到普遍教育。
為改善華工形象,共濟會設立慰問部,由8名留日學生定期走訪華工,瞭解疾苦,及時幫扶;向華工宣講文明禮儀道德常識。訂立《不正行為罰則》、《合宿舍規約》,去除賭博、酗酒、不講衛生等劣習,收繳大量賭具,效果很好。
為抵制日本官方、資本家、工頭對華工的壓迫,王希天經常代表共濟會向日本警方和資方進行交涉,爭取華工合法權益。包括向資方討索工資;為被毆華工伸冤;禁工交涉,如名古屋官方不准華工做工案,大島町禁止華工開設客店案等。在日華學會、日華實業協會、日本勞動總同盟的同情以及日本友人山室軍平協助下,都得到圓滿解決。
共濟會事業日益發展,而會長王希天自身都節衣縮食,甘於清苦。他把個人薪金由規定的100元降至30元,維持最低生活水準。作為僑日華工運動的傑出領袖,王希天觀察力之深刻,判斷力之敏銳,實踐力之篤實,活動力之果敢,都居於同時代先進人物的前列。
王希天殉難前,曾經打算赴德國考察社會主義學說,未成;又決定赴美國深入研究神學,在8月31日將共濟會會長職務移交王兆澄,未及成行即遭殺害。他憧憬社會主義,但終未脫離基督博愛救世主義。作為虔誠的基督徒,他信奉超國界、超名族、超種族的基督精神;他又是中國人,為挽救國家,改造社會,改良民生,他把救世、救國、救人融於一身,努力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而從事學生運動和華工運動,正是他博愛救世理想的延伸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