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能成為正常國家

■ 孔令銅

日本戰敗之後，不得已接受了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宣佈無條件投降。但是，整個社會心理層面，對戰爭進行反省、反思的課上得太少，而法律和輿論也沒有對右翼政客和軍國主義思潮形成壓力，這就給日本右翼勢力抬頭與復興提供了寬鬆的空間。戰後德國將納粹集中營的慘絕人寰和紐倫堡審判的資料拍成電影，廣泛進行反戰教育，幫助德國人民從道德和精神的廢墟上猛醒，使極右勢力失去生存的土壤。並且通過立法，明確界定「言論自由」的底線，凡是公開否認第三帝國屠殺猶太人歷史之言行，都被視為挑戰法律尊嚴，可處最高5年的監禁。今年3月，德國聯邦法院正式駁回右翼政黨「國家民主黨」要求裁決其為合法政黨的訴求，為最終取締這一極右組織掃清了司法障礙。這在西方政治制度背景之下，是需要一些捍衛良知的膽略和意志的。

有去過德國的旅遊者說，在柏林市區最令人心靈震撼的地方，就是猶太人紀念碑，高高低低有兩千多塊；離它不遠處是倒塌的柏林圍牆，與柏林圍牆一步之遙是被害猶太人紀念館。在商業圈的黃金地帶，德國政府卻捨得用來建這些紀念場所，就是要時時提醒世人，這裡曾經發生過什麼。

可是在日本，盟軍主導下制定的「和平憲法」實際上並沒有能夠讓整個社會心理層面心悅誠服。源於明治時期，伴著日本對外侵略擴張而飛黃騰達的右翼勢力一直在等待著時來運轉。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後，被摧垮的日本右翼法西斯團體共233個。但由於國際之綏靖安排和國內之雪恥欲望的雙重作用，日本右翼團體很快便死灰復燃。日本警方披露的資料表明，目前光是註冊在案的右翼政治團體就已達900多個，約12.5萬人，同二戰末期的13.2萬人最高數字所差無幾。這些右翼組織堂而皇之地組織各種活動，挑戰戰後秩序的言行越來越無所忌憚，日本當局則「猶抱琵琶半遮面」，暗地裡縱容，甚至推波助瀾。

1972年，由於地緣政治關係的轉變，大陸與日本正式建交。但是在討論締結友好條約文本時，大陸方面主張加入「反對霸權主義」的「反霸條款」，表明兩國「不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尋求霸權，反對其它任何國家或國家集體妄圖建立這樣的霸權」。這一條款，對雙方都有約束力，體現了防止歷史錯誤重演的預警。日方的一部分人堅決反對，談判陷入僵局。此事一直延宕到1978年8月，雙方繞過「反霸條款」，才最終實現了友好條約的締結。可見在日本政治家中，有相當的一股力量，對戰後秩序安排是心有所不甘的，對圖霸亞洲和太平洋的舊夢是難以割捨的。

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持續低迷，國民對前途悲觀，以反對「自虐史觀」為旗號的新右翼政治理念乘勢而起。社會上右翼勢力編寫出版混淆歷史的「新歷史教科書」，各地都有議員為之奔走呼號。像西尾幹二、小林善紀、藤岡信勝、東中野修道等人公然推出了大量否定侵略戰爭歷史的書籍，如《對近代史的污辱》、《歷史教科書中的15年戰爭》、《自虐史觀的分析》、《戰爭論》等等，在日本公眾中大行其道，嚴重影響日本青年一代樹立正確的歷史觀。而日本的大企業、大財團則為其提供經濟後援。他們公然翻歷史的案，翻二戰結果的案，宣揚「大東亞戰爭是解放戰爭」，「南京大屠殺是捏造」，「日本與德國不能相提並論」等等。

開羅宣言問世已近70年，蒙受過日本侵略戰爭禍害的一代人越來越少，昔日盟國首腦們企圖緊固的魔瓶塞子早已形同虛設。所以探究歷史，把歷史的真相變成社會良知，一代代地傳承下去，是一場極其困難的智慧鬥爭。歷史是容易被遺忘的，無論多麼重要的歷史，長期不去探究，就會逐漸被塵封，被淡忘。特別是還有人要用經過閹割的歷史控制主流社會發言權，在新生代中孕育錯誤歷史觀的情況下，我們就更有責任強調對歷史的敬畏，不斷澄清歷史真相，把時代和集團的記憶昇華為一種普遍的智慧。同樣，日本也只有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成一種大智慧，才能取信於亞洲和世界人民，才是「正常國家」本應該走的路。（新華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