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歷史的圖冊，人們終究還是發現，相較於1968年那些充滿想像的未來，今日簇擁在街道上年輕的面孔何其荒蕪。當「自由」取代了解放、「普選」置換了民主、「公民」壓倒了人民，從斯洛伐克到喬治亞、從烏克蘭到吉爾吉斯、從黎巴嫩到敘利亞、從埃及到突尼西亞、從太陽花到「雨傘革命」，天鵝絨般柔滑平和的色彩背後是西方霸權主義的利刃，劍指著每一個非西方體系的國家，意圖打造一個向西方全面傾斜的新世界。人們都以為是自己的政府有問題，卻看不到，其實是這個由西方霸權所支配的世界出了問題。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伴隨著蘇東波解體、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步伐，廣大的第三世界與轉軌國家經濟發展滯後，社會矛盾積聚，貧富懸殊、分配不公、貪污腐化，加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推波助瀾，社會大眾出現「反官、仇富、敵視公有經濟」的普遍情緒。由西方所一手扶植的反對勢力，像是一束束刻意剪裁的花朵，強行栽植在各國的「民主花瓶」裡，他們不需要根植於土地，只要浥注些許的「政治輸液」，找到政府失策的空隙，就能裹脅青年人的熱情與想望，發動群眾佔領交通樞紐或政府部門，引起全球媒體的唱和與西方國家的外交干預。於是，一場場「 顏色革命」粉墨登場，一個個政府應聲倒地，破罐破摔，當一切熄燈散場，所留下的就是一片經濟衰敗、民生凋敝、社會對立、民主殘破的景象和無語問天的市井小民。

近日來盤踞在香港本島和九龍主要街區的「佔中運動」，許多跡象都揭露了這不是一次單純的自發行為，是有計劃地組織和長期部署的結果，無論是媒體老板的跨海請益、還是運動現場的物資支援、網絡協作，戲碼各有巧妙，手法如出一轍。正如美國獨立媒體Mint Press近日撰文指出，香港的「佔中」運動披著民主的外衣，實為一個與海外金融、政治及媒體勢力相互勾連的巨大網絡。在「佔中」運動的背後，美國國務院、國家民主基金會（NED）以及作為旗下子機構的國家民主研究院（NDI）扮演著不容忽視的幕後推手。例如，NDI稱自1997年以來，該機構對香港開展了一系列活動，試圖構建香港的「後回歸」選舉框架、自治地位、法治以及民主自由。2005年，NDI啟動了一項6個月之久的青年政治領袖計劃，致力於培養新興政黨團體，並負責訓練他們的政治技巧。NDI公開表示它培育並資助了其他團體在香港的活動，以達到顛覆中國政府對香港領導力的目的。

當然，無風不起浪。任何外部因素的介入，如果不通過內部條件就無法起作用。九七回歸後的香港，一方面它的經濟總量大，是中國大陸對外交流、推動經濟國際化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對於中國大陸的國際形象、外交環境和對台宣傳，都有很大的示範作用。因此，北京當局不計代價的確保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的政策，就助長了香港居民的驕氣，也提供了部份政商人士，特別是地產資本鑽空子、投機倒把的機會。平心而論，香港居民的怨氣並非全然無的放矢，貧富懸殊、就業困難、物價騰貴、房產飆漲、社會保障制度配套置後，青年朋友對未來的絕望，必然反映在對特區體制的失望。

令人遺憾的是，青年朋友追求個人人生發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樸素情緒，原本是一個社會尋求正常發展的動力和契機，但卻在西方話語權的壟斷下讓所謂「普世價值」所遮蔽。再加上，近年來上海取代香港成為亞洲區域經貿與金融中心的態勢日漸成型，昔日香港居民「殖民地現代性」的優越感日漸式微，致使整個「佔中運動」在西方勢力的牽引下，逐步走向「親殖反華」、「聯美制中」的政治格局，將運動的性質從「人民內部矛盾」上綱到「敵我矛盾」親痛仇快的危險傾向，令人腕惜。

事實上，香港回歸後呈現在社會生活的各種負面，雖然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但絕不是孤立的現象。回顧新世紀以來陸續在北非、中東以及亞洲國家出現的「顏色革命」，產生動亂的社會經濟根源並無二致。從根本上來說，上個世紀八〇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及2008年以來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才是導致世界經濟失衡始作俑者。在全球通貨浮濫與製造業利潤率低迷的的前提下，國際金融禿鷹在能源、糧食、股市與房地產等領域來回坑殺，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坦白說，這個跟誰當特首，以及如何選出特首，一點關係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