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出獄後（上）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1987年3月，我以保外就醫的方式回到臺灣。

3月9日回家當晚，《新新聞》的記者就來訪問我，我搞不清他們的背景，也不知道《新新聞》是南方朔辦的，就什麼都不說。過了幾天，夏潮的朋友們一起吃飯，給我慶祝，還記得楊祖珺唱了歌，「坐牢算什麼？」(來自1940年代舒模作曲的《跌倒算什麼》)。1947年5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學的40多位學生在國民黨的牢房裡，集體重新填詞，改名為《坐牢算什麼》。歌詞是：「坐牢算什麼，我們是革命者，屠刀下不變色。坐要站著坐；死也站著死，站著死。坐牢算什麼，我們是革命者。仇和恨，燃烈火；反內戰，要和平。」1964年編入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演出。)

那時正在解嚴前後，社會氣氛特別活躍，朋友們常來找我，許多事情要討論、推動，但牢裡待了十一年，情況一點都不瞭解，沒法判斷，心裡很急。

一、夏潮聯合會

我和夏潮的關係，在我第二次坐牢之前、《夏潮》雜誌籌辦的時候就結下了。那時候，因為我們左派的文章，漸漸被康寧祥的《臺灣政論》排斥（他們辦五期後也被停刊），就想自己來辦雜誌。《夏潮》本來是蘇慶黎的前夫，一個精神科醫師辦的，他辦了三期，主要是文摘。如果把它買下來，雜誌辦起來就順手，但要六十萬的準備金。陳映真和蘇慶黎找我商量：人和文章都聚起來了，但沒有錢。我說：「好，我來想辦法。」我沒錢，但朋友有，就去找出獄的老同學籌錢，他們信任我。1976年7月3日晚上十一點左右，我把第一筆錢交給陳映真，7月4日我就被捕了。夏潮的人很緊張，陳映真等人都準備著被捕了，他們完全沒想到，不管怎麼用刑，我都沒有講出我跟夏潮的關係。

蘇慶黎從第四期開始接手編輯《夏潮》，打出「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宗旨，以陳映真、陳鼓應、王曉波、蘇慶黎、王拓等人為核心，大量介紹台灣歷史與日據時期的進步作家和文學，用這個來暗中接續臺灣反帝的、左派的傳統；還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批判帝國主義、分析台灣社會矛盾，可以說啟迪了臺灣一代知識青年的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夏潮》出刊時，特意在《中央日報》（這是我們在獄中唯一能看的報紙）上登廣告。林書揚看到了，就聞到了「左「的味道，告訴我：最近有個雜誌有點奇怪！我聽到是《夏潮》，很高興，說：這是我們的雜誌啊！我們設法託外役買了一本回來。《夏潮》對國民黨文化政策、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批判，引發「鄉土文學論戰」。論戰的很多文章在《夏潮》上發表，後來有人把論戰的文章收集起來，出版了《鄉土文學論集》，為了看到這本書，我在獄中絕食了十三天。

後來鄉土文學二十周年座談會時，陳鼓應發言說：《夏潮》第一期出版的時候大家很緊張，因為陳明忠被捕了。這麼說以後，他忽然想到，問我，哎，這可不可以講？我說，可不可以講？你不是都講了嘛。當時陳映真找我拿錢，錢的問題很敏感，不能公開，我被捕時候如果講出來，就沒有《夏潮》了。

因為這樣緣故，陳映真非常信任我。我出獄時，他正在辦《人間》攝影報導雜誌。《夏潮》1979年因為刊登寫「江南案」的文章，被勒令停刊，後來他們又辦過《鼓聲》、《春風》、《生活與環境》、《大地生活》、《夏潮論壇》、《前方》、《海峽》和《五月評論》等雜誌，但戒嚴時代在當局的壓迫下，都辦不了幾期。不過，「夏潮」已經凝聚了知識份子和社會運動的能量，完成了歷史任務。

我出獄後不久，夏潮聯誼會在濟南路的台大校友會館地下室開成立大會，主持人介紹我們夫婦，但成員大都是我不認識的年青的人。整體上，夏潮聯誼會就是以《夏潮》雜誌的編輯、作家和讀者為基礎，結合日據時代的老台共（周合源，許月里，李南鋒等），還有我們這些白色恐怖時期的老政治犯（我，林書揚等），一起成立的。開始叫「夏潮聯誼會」，1990年向內政部登記為人民團體時，改稱「夏潮聯合會」。夏潮聯誼會是統左派成立的第一個團體。後來的勞動黨、中國統一聯盟，都是從夏潮發展出來的。

所以，出獄後我重要的活動，就是通過夏潮聯誼會（還有後來成立的政治受難者互助會），把老政治犯和統左派力量連接起來。林書揚早我三年出來，但他三十幾年一直在坐牢，完全斷了社會關係，很難和大家連接上。

二、老同學與互助會

正式的「臺灣地區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互助會」成立前，就有一個政治犯的聯誼會，比較中性，台獨、統派都參加，一個月一次，反正一起坐牢，就一起吃飯聊天，一般不講統獨，只是感情的聯絡。

後來，有個加入民進黨的台獨派，叫蔡有全的，對這種情況很不爽，想要把這個政治犯的聯誼會吃掉，變成純粹台獨的組織。他於是就發起一個聯誼總會，綱領寫「臺灣應獨立」，把外省人和統派排除，獨獨留下了我。因為他搞不清楚我的背景：我二二八有參加，黨外運動也參加，和黃順興、郭雨新又有來往。

這樣的聯誼總會成立，我們統派就很不滿意。被排除的七、八個老同學到我家來，說，我們也來成立一個會，我們人比他們多。於是開始組織我們統派的會。從我們幾個人擴大，找更多的人商量。從二十多個，再擴大到五六十個，最後全島成立一個「臺灣地區政治受難者互助會」。總會在臺北，各縣都有分會，如桃竹苗分會、台中分會、嘉南分會、高屏分會等。

那時我剛回來，還是保外就醫，參與政治活動就可能被送回監獄，就推薦林書揚當創會會長，大家都贊成。林書揚坐牢最久，個性溫和，人品很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準很高。在牢裡就已經教育坐牢的可靠年輕人，寫東西給他們看，很多年輕人受到他的影響。後來有人說，我推薦林書揚是大陸的意思，我說，我現在是保外就醫，說這些話，是要讓我再進去嗎?

林書揚要結婚了：對象原來是新竹一個政治犯的妻子，那個政治犯過世，別人介紹她和林書揚結婚。（前夫得了癌症，老政治犯輪流照顧他，這位女性很感動。前夫過世後，經人撮合，她就和林書揚結婚。）

婚禮時，全省有五六百人來，報紙上說：這些人的刑期合起來有一萬年，當然是誇張了。但來參加婚禮的確實大都是老政治犯。那天也有情治單位的人來，守在門口咔嚓咔嚓照相，看都是什麼人來參加。雖然解嚴了，氣氛仍然緊張。坐牢的人幾萬個都有，參加政治受難者互助會的不過五六百，最多也不過七八百人。

有個老政治犯生病，大家去看他，他很高興，但他太太說：請你們以後不要來了。這樣的社會氛圍，對我們發展的影響很大，貼上紅帽子，仍然是恐怖的事情。不過，對臺灣統派的發展，互助會等於是個母體，和「夏潮」連接後，勞動黨、中國統一聯盟，都是從這裡出來的。組織互助會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工作。

後來對白色恐怖進行補償時，因為我們互助會沒有在內政部登記，不願意和政府打交道，就另外成立一個會，「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算是我們的白手套，兩個招牌一班人馬。不過處理協會是為了辦理補償，就增加了很多人，大多都是受難者家屬，領完補償後，很多人就不來了。

處理補償時，有很多故事。有個老太太來辦理補償，說她的先生實在是非常好的人，全村的人，你問問看，沒有一個人不說他好的，他完全被冤枉了，他怎麼會是「共匪」呢。我們一查，她先生不但是共產黨，還是幹部，還有槍。那時很多人都是這樣，加入地下黨，家裡人都不知道，都以為是二二八坐牢。賴幸媛曾說她大伯是二二八受難者，王曉波說，你大伯不是因為二二八，是因為共產黨，你想要瞭解的話，找陳明忠去。賴幸媛說，哦，陳明忠不就是陳志平的爸爸嗎？她認識我當記者的女兒。後來在楊渡女兒的喜宴上，她找我問她大伯的事情。

三、最痛心的事：工黨分裂

1987年7月臺灣宣佈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夏潮想要組建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王義雄是高雄立委，贊成北歐社會民主主義，是民進黨中難得的人（中間偏左），他退出民進黨，想要組黨。夏潮系統和王義雄合作，組建工党，如果成功，會成為臺灣的第三勢力。

那時候組織工黨，確實有相當好的條件可以進行。《夏潮》和《人間》，集結了主張社會公平和統一的人。我坐牢出來，看到好多人家裡都有《人間》，《人間》銷路有上萬份，社會影響很大。這樣的基礎下，組織工黨是受歡迎的。工黨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希望，但情治單位和極左派，毀掉了這個契機。

工黨籌備的時候，夏潮系統的人和王義雄合作，美國保釣的左派也有人回來參加。蘇慶黎平常就睡在辦公室，不回家，起草工黨的綱領，非常用心。但她工作作風不好，她認為王是拿來當人頭的，並不尊重他。內部選舉主席的時候——流程是先選執行委員，由執委選主席，夏潮系統就輸掉了。他們根本不知道怎麼做選舉。

1987年11月工黨成立，是解嚴後第四個登記的在野黨。王義雄做了主席，羅美文副主席，蘇慶黎做秘書長。王義雄不想讓蘇慶黎做秘書長。我知道，我們和王義雄思想有不合地方，但這個時候要一起做事。我就對王義雄說：工黨籌備時，綱領都是蘇慶黎做的，她個性不好，沒有錯，但她有功勞。現在成立，你要把她開除掉，這是殺功臣啊。王義雄接受了我的意見，讓蘇慶黎做秘書長。但三個月後，他忍不了了，又來找我，說：按照章程，秘書長應該是我提議的，現在的秘書長是你塞給我的。我要自己找一個秘書長，如果他做不好，我辭掉主席。

我也覺得蘇慶黎不對。在工黨辦公室，有她的桌子，沒有主席王義雄的。王來找她談事，他站著，蘇坐著。王的電話她隨便摔。我想來想去，就叫她蘇辭掉秘書長，回美國念書，在美國做工黨的代表處好了。民進黨裡有「新潮流系」，我們也可以在工黨裡做一個「夏潮系」啊。她答應了，但和一些人一談，又不同意了，他們堅持秘書長職務重要，不能讓，要掌權。鄭村祺在報紙上寫了三篇文章，把很多爭執的內情報導出來，對工黨打擊非常大。我問蔡健仁，這是幹嘛？他叫鄭村祺來道歉，鄭說，小蔡是我的頭腦，我是小蔡的手腳，他讓我寫的，現在他卻讓我來道歉！鄭也不滿。加上報紙上情治單位的人一直攻擊夏潮，這些年輕人的意氣用事和情治單位在媒體上隨意散布的言論，是工黨分裂的關鍵。1988年工黨就分裂了，羅美文的人、夏潮的人，都退出了工黨。

極左派的問題是：只有自己是對的。合作就要尊重人家啊，他們做得太不像話了，只會批判人，說王義雄走資什麼的。從美國回來的某一個人曾經拿美國左派雜誌給我看，我看到那裡面對臺灣左派的分析亂七八糟，根本不瞭解臺灣的現實，以為臺灣社會主義力量很強大。

所以在臺灣，是要反右，但也要反左，反極左。工黨的分裂，我覺得太可惜了。本來，聲勢很好，輿論對工黨非常支持，民進黨也不敢反對。王義雄是最高票當選高雄市立委的，他原本是聲望很好的律師，信奉的是社會改良主義。雖然我們立場不完全相合，但可以合作，有合作的基礎。當時工黨有很多人參加，如果弄好了，會成為第三大黨，會成為統左派工作的一個有力點。我痛心的是，這個時勢沒掌握好，時機一過，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四、勞動黨、統聯的成立

工黨分裂後，我們本來打算做勞動人權協會。羅美文說不行，要建黨。黨的規模大，開銷也比較大，要用錢。我和林書揚跟羅美文談了很多次，互相退了一步，先成立勞動人權協會，三個月後再成立勞動黨。1989年3月29日，勞動黨正式成立。勞動黨的黨綱中，也有統一綱領。

解嚴前後，運動多，罷工多，我們抓住的是中小企業勞工的工會，勞動黨的幹部主要從這裡來。

勞動黨組黨後，蘇慶黎來找我，說：世界上的左翼政黨都是知識份子領導的。她要換下羅美文，自己當主席，後來只好讓她離開勞動黨。

羅美文在勞動階層裡的聲望很高。除了罷工的事，他在做工會幹部時，幫工人爭取很多權益。國民黨想收買他，準備給他1000萬，還去說服他父親。他對他父親說：如果我拿了這個錢，我就沒有臉做人了。

1988年，人民團體組織法通過，夏潮正式登記，把聯誼會改成聯合會。接著我們就成立中國統一聯盟，由陳映真任第一任主席，這是在勞動黨成立之前的事。一九八九年發生了六四事件，陳映真帶著中國統一聯盟代表團去訪問大陸，這個舉動當時在臺灣壓力很大。統一聯盟是對統一的時間和方式都不講，只要贊成統一的就可以加入，等於是統一戰線，知識份子比較多，比較受大陸重視。

五、原住民部落工作隊

原住民部落工作隊是張俊傑帶起來的。他本來是統聯和夏潮的秘書長，1999年921地震時，他帶著一隊人去原住民山區賑災，接著就成立了原住民部落工作隊。他們是統左派的「別動隊」。原住民要的是自治，但做起來的事情都是有利於統一的。

2002年開始，部落工作隊去東京的靖國神社抗議，要求「還我祖靈」，要求把神社中的原住民牌位拿出來。起因是前一年即2001年在東京開有關中國統一的會，有個日本朋友來找我，說反靖國神社，琉球、韓國都有參加，沒有臺灣，台灣應該參加。我覺得靖國神社的事不好弄，也搞不清楚靖國神社裡有沒有臺灣人，我們都沒有認識的遺族(也不知往哪裡找遺族)。所以只答應合作，回台灣再找找遺族。後來有個日本的朋友，我第二次被捕時曾經營救我的，拿來加藤邦彥一本書，《一視同仁の果て: 台湾人元軍属の境遇》（東京：勁草書房，1979），講到幾個原住民自己去過靖國神社，要求把祖先的靈魂拿回來，是新竹縣尖石鄉的。我問張俊傑，他說，有這回事，雲力思（張的太太）的兩個叔叔就是被日本人調去打仗死掉的。所以我們就請他們夫婦幫忙找出原住民的遺族，瞭解他們的困境並帶他們去參加「還我祖靈」運動。

以前工作隊在山地鄉展覽日據時代的照片，包括日本軍隊對原住民執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的照片， 讓原住民有自己的歷史意識，然後再發展原住民運動，衝擊靖國神社其實也是這個工作的一部分。

2002年第一次去靖國神社，在日本就很轟動，大陸的媒體也都報導了。日本的左派用的是法庭鬥爭，我們是要搞行動的，但雙方的合作終於使大阪高等法院在2005年9月做成日本頭一次的「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是違憲」的判決。因為反靖國神社，高金素梅成了民族英雄。整個行動的組織者是張俊傑，他特別有行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