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詩人死了，在海峽兩岸備極哀榮的惋惜聲中，勾聯起人們對軍事戒嚴體制的恐怖記憶。在那個言論賈禍的年代，一紙「狼來了」的莫名指控，斲喪了台灣現實主義文學的活潑生機。余光中先生用「反共」政治措辭壓制日本殖民統治以來台灣人民反帝愛國主義的文學傳統；奉行文化冷戰的現代主義虛矯，將台灣人民愛鄉愛土的樸素情懷讓渡給狹隘的本土分離主義；在「親美反共國家安全」意識形態的支配下，民族分斷骨肉分離的巨大傷痛，就只能抽象化為直遡漢唐的文化鄉愁，慰藉著49年流離來台的各省籍同胞的精神浮木。
人是時代的產物，不管是無意識地接受規訓，或自覺的批判與反抗，甚至是汲汲於名利的推波助瀾，沒有人能自外於歷史，都帶著時代的印記。余光中在文學中的鄉愁敘事，在那個兩岸隔絕，「反共無望」的年代，安撫著許多被禁錮在島嶼暗夜焦躁不安的靈魂，與同樣被阻隔於對岸不得返家的台灣同胞遙念故鄉的〈鼓浪嶼之波〉相互映照，共同記錄了近半個世紀民族分斷的悲哀，深沈而悠遠，本就是中國近現代文學翻不過去的一個章節。但是，為什麼詩人對彼岸鄉土的想望，卻要用對此岸鄉土的禁絕作為代價，相信連詩人自己都說不出個道理來。
1977年8月，在國民黨反共文化旗手彭歌一連串點名指控陳映真、王拓、尉天聰、楊青矗、黃春明等人的鄉土文學是在鼓動「地方意識」、「省籍問題」和「階級矛盾」的系列文章之後，余光中緊接著在《聯合報》發表了〈狼來了〉一文，大量引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觀點，藉以說明台灣鄉土文學的思想根源，影射台灣鄉土文學是大陸的「工農兵文藝」，並在文末強調「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
在那個反共肅殺的年代，就連「馬克吐溫」的藏書都會被認為是「馬克思的弟弟」而被捕入獄的荒謬的年代，詩人的語言是何等的殺伐陰狠。新儒家大纛、一生反共的徐復觀在《評台北 「鄉土文學」之爭》一文中就尖銳指出：余光中「之所謂『狼』是指這些年輕人所寫的是工農兵文學，是毛澤東所說的文學，這種文學是『狼』，是『共匪』。」「這位給年輕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幸好，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文學整肅運動，在胡秋元、徐復觀與鄭學稼等人的仗義庇護下才悄然落幕，但甫發新苗的現實主義鄉土文學就在人人自危，「除了荒蔓的恐懼和義忿，一無所有。」（陳映真語）的處境下日益衰微，也讓自認為可以「當千年作家」的余光中留下永世不滅的污點。
有人說，「當年余光中〈狼來了〉一文所反映的，無非是一個外省籍反共人士內心的擔憂，對鄉土小說專談作品中反映的社會病態而不談小說藝術的疑慮」「這些論戰的言詞或許過於操急，但無非是反共理念的展示，並非反對文學中對台灣本土的書寫。只不過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代，他的疑慮造成了政戰系統的戒備。」2004年，余光中在接受廣州《羊城晚報》的專訪中也自我辯解：「去港不久，因為我在詩中批評文革，招來左報、左刊的圍剿，攻擊我的文字當在十萬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當孤憤。」「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其中，還扯出他曾向當年權傾一時，主控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告密陳映真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公案」。
對此，陳映真先生的回應值得我們深思。他在〈惋惜〉／余光中〈向歷史自首?〉一文中，敘述了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新文學的心靈和精神上劃下至今猶未癒合的傷口，以及戰後台灣在外力介入所建立的反共國家安全體系，如何將二、三〇年代以降至四〇年代末的臺灣的和大陸的文學、哲學、社會科學非法化。以國家安全爲名的密告、政治上的冤、假案泛濫，恨共、仇共的教育不知何時轉化爲對中國、中國人的醜詆、怨恨和對立。時至今日，這慘痛的民族傷口，因缺少反省、清理的條件，不但至今不曾痊好，而且一方面任人強加勒索性的昂貴軍購，把自已捆綁在別人的戰略前沿利益，一步步癡狂地走上危險的民族內戰。
陳映真表示，應該把余光中先生1977年的〈狼來了！〉和那「一封長信」擺到這個框架上來認識，而不是個人恩怨。他認為「在交織著民族內戰和國際冷戰的歷史，人受其影響，限制了認識力，做出了遺憾的言動，是很可以理解的。」因此，對於余光中先生的歷史問題，陳映真先生願意以「歷史主義」的認識，「即從人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的歷史影響去面對。具體下來，從戰後內戰與冷戰的雙重結構和民族分裂對峙下的臺灣，理解余光中先生的〈狼來了！〉和那〈一封長信〉，並且從今日回眸面對過去的余光中先生的態度，去清理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留下的傷口。」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之所以甘冒「死者為大」的不諱重提舊事，不是要揭人之短，我們要追究的不僅是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是非功過，而是那個制約人的認識與行為的時代構造，以及探討這個構造是否依然支配著我們的今天，乃至我們的未來。鑒諸於近日來綠色執政所推出的一連串國安法案和粗暴的作為，我們能不感慨，或許，一個詩人死了，一個時代過去了，但國家恐怖主義的政治肅殺並沒有遠逷，只不過依然是在「反共國家安全」的藉口下，更加的理直氣壯而無所顧忌。新黨的王炳忠等四位青年朋友被以違反國安法搜查拘提，就是一個案例。
當歷史的傷口不被清理，被壓迫者一旦穿起壓迫者的朝衣，兩者的面貌又是何其的相像，甚至更加猙獰。